年11月13日星期五Tel：（010）62580692E-mail：sxzk＠ 观点 不合理低价游，该罚谁？ ■本报记者韩天琪 王兴斌 前段时间发生的香港旅游团打死游客事件，让低价旅游团成为众矢之的。
近几年，低价旅游团发生的纠纷层出不穷，低价团游客在游玩途中或多或少都遇到了闹心事，甚至造成游客人身伤害。
国家旅游局的官员指出，不合理低价游是旅游市场乱象的“万恶之源”。
针对不合理低价游，日前国家旅游局网站发布提示：游客参与“不合理低价游”也将受到处理。
游客与经营者签订虚假合同，不但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一旦被查获，不仅不能获得赔偿，还将受到处理。
消息一出同样引发大众热议。
低价团为何屡禁不止 何为“不合理低价游”？旅行社的旅游产品价格低于当地旅游部门或旅游行业协会公布的旅游指导价30%以上的，就可以认为是“不合理低价游”。
中国旅游学院旅游科学研究所教授王兴斌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王衍用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这些宣称“零团费”甚至“负团费”的“不合理低价游”，《旅游法》早已明令禁止，但多年来禁而不绝。
针对这种现象，政府行政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在王兴斌看来，低价团欺客现象，旅游市场的供给方、需求方和政府监管部门都有相应责任。
“旅游消费对广大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相对其他消费领域来说经验较少，但更 重要的是国人在旅游消 王衍用 费意识方面还不是很成熟。
在选择旅游产品时以 ‘低价’作为选择的依据， 忘记了‘便宜没好货’。
”王兴斌说。
旅游消费与其他消费不一样，其他消费形 式在消费之前可以看见产品的好坏，但旅游必 须是在消费体验过程中或结束之后才能知道其 品质，这样的特点也容易导致消费者被蒙骗。
从市场的需求方面来讲，出现低价团欺客 现象是因为国人旅游消费理念不成熟，国内旅 游市场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层级。
从供给方面 来讲，现在旅游产品的供给方主要还是集中在 旅行社，低价旅游主要集中在“跟团游”这一产 品形式中，这说明我国的众多旅行社总体上还 是以销售类似、雷同的大宗产品为主，在产品雷 同的情况下，就要靠“低价”吸引消费者。
“总而言之，旅游市场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都 不成熟，由此造成了低价旅游团近二三十年无 法杜绝的现象。
”王兴斌说。
价格干预行不通 无论是《旅游法》还是社会舆论，往往盯着
低价团的价格不放，希望通过对价格干预来杜绝低价团欺客现象。
但在王兴斌和王衍用看来，这是行不通的，“对旅游市场价格进行行政干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
”王衍用说。
首先，旅游服务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有权对自己的商品进行定价。
一直抓着低价问题不放，在市场经济中是不成立的，“低价与否不能成为判断一个市场行为是否合理的依据。
而且旅游线路由各 种各样的环节组成，这就造成了价格浮动的可能因素，没有机构可以将全国所有旅游线路的价格进行标准化。
”王兴斌认为，低价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价格，而是企业是否有蒙骗消费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王衍用认为，旅游服务一方面提供的是物质性的硬服务，这方面大致可以界定价格；另一方面是接待过程中非物质性的软服务，这方面的价格是难以量化的。
由于旅游产品成千上万，而且不断推陈出新，市场价格因季节、地域、供求状态时常变动，机票、客房因时段不同而随时升降，低价情况屡见不鲜，“在庞大和瞬息万变的市场面前，无法形成有共同基础的‘成本价’。
”王衍用说。
倒逼机制遏制乱象 “就不合理低价游中可能产生的蒙骗消费者、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采用倒逼机制，遏制非正常的恶性价格竞争，可能更合理、更有效。
”王兴斌建议。
所谓“倒逼机制”，即不管旅行社定价是高是低，只要在提供旅游服务过程中有欺诈行为、有游客投诉，就依法进行查处。
“国际上遇到类似问题的通行做法是取消被投诉旅行社的营业资格、或者进行高额罚款，以这样的方式规范旅行社的行为。
”王兴斌向记者介绍，《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等法律中没有一条关于“低价违法”的论述，只有欺诈才构成违法。
王兴斌建议从三个方面入手，理顺旅游市场的各方关系。
第一要依法治理、构建“违法必究”的社会 环境。
根据上述相关法律制定旅游市场管理条例，细化违规违法惩处和理赔细则；同时拓宽旅游消费投诉渠道，建立投诉处理网络与处理机构，形成经营者不敢欺客的大环境。
“违法必究”的行政成本比“拉网式”围追堵截要低得多，比编制“成本价”更有可行性。
二是建立健全旅游行业协会，激发行业内部规范。
旅游行业中发生的问题应该在旅游行业协会和旅游市场运作的双重作用下进行解决。
如果有旅行社违反行业协会共同制定的基本行业准则，行业协会可以将其除名。
第
三，唤醒旅游消费者的理性消费意识。
“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旅游消费是近一二十年才兴起的新型消费领域，旅游理性意识的培育需要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双重作用。
旅游经验较多的人对旅游花费有大致符合常理的心理预期，在作选择时会更加理性。
除此之外，媒体、消费者协会等等社会监督力量也应在培育国人旅游理性意识方面多发挥正能量。
社会舆论长期以来普遍认为，那些因为不合理低价游而惹上旅游纠纷的游客都是受害者，他们应该受到保护。
可现在国家旅游局却称游客与经营者签订虚假旅游合同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这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王衍用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不合理低价游“明知故犯”的游客理应受到处理，但如果游客签订旅游合同时对低价游的猫腻和风险毫不知情，那么，游客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而应该得到保护。
王衍用强调，要解决低价团的问题，既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调节，也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监管，而是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我们要相信行业协会会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利益。
” e见 简单说，探索神经环路，在细胞水平上操纵神经元活动的工具由来已久，从电压钳到膜片钳，从插一根很粗的电极做刺激源，到各种精细的电极，但是面对神经元数量比银河系的星星还多的脑，我们也只能承认自己无能，过去几十年，我们搞清楚的脑屈指可数，尽管我们搞清楚了线虫的神经系统细胞之间的联系，但是，比线虫更复杂的果蝇，我们只好承认自己无能，怎么简单描述一下这个根本问题呢？从线虫来看，线虫只有几百个神经元，这些细胞之间的联系比较容易map，果蝇有30万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的联系对于现在的研究手段而言，是一个巨大的challenge，根本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果蝇所有细胞间的联系搞清楚进而精确阐释果蝇所有行为的细胞结构基础。
哺乳动物呢？更加不可能。
人类呢？目前的工具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倪坤明《闲谈光遗传学》（/blog-2890100-934294.html）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保体制，是生育率下降的“势能”，是免费的。
印度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十多年，但是生育率从1980年的4.7“自发”地下降到2013年的2.3。
1980年中国的生育率就只有2.3左右了，计划生育将中国的生育率提前“推”下了悬崖。
而要鼓励生育，却需要昂贵的“动能”。
日本鼓励生育几十年了，现在好不容易才将生育率提升到1.4。
韩国也鼓励生育多年，但是近年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1到1.2之间。
———易富贤《“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折》（） 科技界相对而言是中国社会中文化素质最高的人群，理应成为独立第三方机构试点改革的主要领域。
以此形成示范效应。
我们为何不尝试找一个受社会因素影响较少的学科领域率先开始试验呢？与其等待不如行动，希望往往存在于人们的普遍绝望之处。
———李侠《科技界的独立第三方评估何以可能》 （/blog-829-861464.html） 搞国际评审更加公正。
目前，某些单位在试行请海外华人专家参加评审，效果很好。
下一步可以试验让“洋人”参加评审，但是，那就得将项目申请写成英文。
此外，专家要有自觉性，别人请你参加评审，若你发现自己对评审项目不懂行，就应该谢绝，而不能不懂装懂，混评审费。
这样不懂装懂的专家不多，但是并非没有。
———武夷山《重播：科技指标在科研绩效评价中的功与过?
》 （/blog-1557-904759.html） 在很多场合我们常常被要求提炼自己的创 新点，有些人喜欢叽里呱啦说一堆，唯恐别人不 理解自己的创新。
殊不知，大道至简。
能够用一句 话（甚至几个字）说清的创新点才是最原始的创 新点———诺贝尔奖成果都只有一句话，必须用
一 段话才能说清的创新点则充其量是修补性的创 新点，道理正如论文标题。
这条规律还可进一步 推广到整篇论文：论文越短越创新。
———文双春《你能把论文写短一点再短
一 点吗？》 （/blog-412323- 920776.html） （栏目主持：罗萨） 声音 大学反腐
根在何处 ■王洪才 有人说，现在大学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
事实或许真是如此。
看看近年来被查出的招生腐败、基建腐败、科研项目腐败、论文剽窃作假等，一桩桩、一件件都让人感到可怕，进而为大学的现状深感忧心。
可以说，今天的大学已经不是原来的大学，既不是那十年前普遍感到经费紧张的大学，也不是三十年前普遍感到科学春天来临的大学，当然更不是一百年前把学术自由奉为圭臬的大学。
大学中的很多人也“不再是”原来的人了，既不是十年前普遍学历不高的人，也不是三十年前以言利为耻的人，更不是五十年前充满科学和爱国情怀的人了。
时代在变，大学也在变：校园变得越来越华丽，办学规模日益庞大，追求真理的大学之风正逐渐被追求利益金钱之风所替代。
许多大学奉行的就是功利主义至上的原则，一切围绕经费在转，是否探讨真知则在其次，甚至可以不顾。
可以说，许多大学为名利所困。
大学之人追求的是“成功”二字。
何谓成功？就是外部承认。
外部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一切为了讨外部喜欢。
而自己真正相信什么并不重要。
久而久之，人变得空心化，变成单面的功利人，从而唯利是图也就很自然而然了。
这种大学风气、个人追求，自然会影响大学的方方面面。
因为人们都很着急，只怕自 己落后了，所以对资源采取掠夺式的竞争和开采方式，一切都追求最大化，唯恐对不起自己。
在这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成功法则指引下，人们往往会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
再加上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大学校园滋生的腐败现象与社会上出现的腐败，道理是一样的。
即由于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运行过程不透明，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腐败。
在市场经济成为主流的今天，无论是大学人还是社会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很少能够不为所动。
而现在大学权力只有垂直式管理，而无横向的监督和制衡，这样的大学权力运行模式当然就难以抵御腐败的侵蚀。
从心理学上说，人的腐败动机大多来自一种被剥夺感，即认为自己的贡献没有得到正当承认，于是便刻意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进行寻租。
这种心理就是所谓的“堤内损失堤外补”。
那些掌握权力的重要人物往往不认为是职务本身所带来的便利为他提供了开展工作的机会，而认为是自己的特殊能力为学校带来了贡献，于是总认为别人的贡献不如自己，不“多拿一些”就对不起自己。
这样，当可以寻租的机会到来的时候便蠢蠢欲动，之后就欲壑难填、一发不可收拾了。
随着大学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掌握权力的重要人物存在的营利空间越来越大，于是防范大学腐败也就越来越困难。
单单靠个人的觉悟已经不足以防范腐败，而且腐败多半是群体性的，这样，防范腐败就更加困难。
事实上，靠外部监督的话成本往往是非常高昂的，也很难取得实质效果。
如何建立制度性反腐已经是大学治理中最为急迫的课题之
一。
要实现大学治理，治理结构变化才是根本性的策略，不解决结构性问题，就很难根治腐败现象。
腐败的根本在于权力过于集中，权力不受制约，群众难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乎许多制度设计就容易成为摆设。
在大学治理结构变革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应该让教授们对校长的人选具有推荐权，换言之，没有经过教授推荐的校长就是不合法的。
对于群众不满意的校长，教授们应有资格去罢免。
如果有了这个制度设计，校长可能会谨慎使用手中权力，在干部使用中可能更注重人品和才学，而非只任用自己的亲信或靠个人主观臆断。
人们常说，吏治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
大学内出现的腐败现象也是同一道理。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调创新中心教授） 漫话 骚扰电话何时休 姻沙森 日前，360互联网安全中心发布《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第三季度骚扰电话每天平均拦截量比垃圾短信多430万，骚扰电话远超垃圾短信成为电信骚扰的主要方式，此外，在骚扰电话中，诈骗电话的比重占到16.6%。
为此，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三大运营商等22个部门和单位联手开展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公安部表示，打击电话骚扰和信息泄露，主要还是要从根本上治理，对于提供电话线路、服务器租赁等非法线路商、提供个人信息的人员都要全力侦查和打击。
对于未实名制办理电话卡的、违规办理400等通讯业务的，都将会面临治理和整改。
身处互联网时代，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想必承受了非常大的竞争压力。
在短信、语音业务受到各种即时通讯软件挑战时，骚扰电话也会带来一定的话务量，每天上亿通骚扰电话同样产生可观收入，而且骚扰电话的号码开户的目的基本就是为了骚扰，如果一锅端自然会影响收入，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导致运营商目前治理骚扰电话的动机并不强烈。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骚扰正在“杀死”运营商最核心的“语音”业务，它让用户对于语音越来越没有信任感。
骚扰电话越多，用户会更加依赖通讯软件，反过来进一步减少语音业务的使用量。
更重要的是，运营商作为国企更需要有高度责任感来保护用户的隐私安全和财产安全。
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成为运营商遏制骚扰电话的努力方向。
一是从源头控制住号码、能够对号码进 涂梦萦供图 行管理和追溯是杜绝骚扰电话的根本，比如实名制手段、开户人资质审核、对代理商的严格管控措施，在号码源上控制住骚扰电话；二是改进骚扰电话监控技术；三是提供骚扰电话投诉渠道；第
四，搜狗号码通、触宝助手、小米黄页等号码管理App都具备骚扰电话拦截功能，积累了大量数据，包括地域特征、骚扰电话号码库等等，它们做了运营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运营商可以与这些互联网企业形成联动，一起来封堵骚扰电话。
论道 “改革发展，理念先行”，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所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相较于以往党和国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论述而言，既有创新，也有升华，更有提高。
一是立意更高。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从“绿色发展”所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出发，围绕人与自然和谐、主体功能区建设、低碳循环发展、资源节约与利用、环境整治、生态屏障构筑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从生态文明和“绿色化”发展的高度进行了新一轮的理论阐述，这不仅赋予了“绿色发展”这一模式崭新的面貌，也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是认识更深。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首次提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使“美丽中国”的表述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也令“美丽中国”从一■句抽象的理论表达“落地生根”为具夏象的实践形态，这也是我国在“绿色宇发展”的实践过程中，遵循实践、认鹏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类历史发铁展规律，不断摸索、总结经验，并在铮实践中加以深化所得出的科学的理论认识。
在未来，“美丽中国建设”也正在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并举并重，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是视野更宽。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率先提出了“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这表明我国在“绿色发展”中具备了国际视野，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整个地球生态环境的担当，也向世人进一步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诚意和姿态。
这一提法还要求我们将生态环境发展问题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考量，强调中国对全球生态安全的贡献将有利于我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 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纲领 姿态参与世界生态环保进程，推动 世界生态环境安全建设，并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构 筑生态环保国际新格局。
四是角度更新。
首先，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 率先提出了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 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
其中“，自然岸线 格局”的提法表明我国将一如既往地顺应自然，更加 重视天然形成的地理分界线，避免岸线受到人为的 破坏和开发；同时，自然岸线格局”也表明我国将海洋 这一天然分界线纳入了格局建设之中，用格局把中 国的国土作了全方位覆盖。
其次，《公报》中提出建立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现代能源体系。
这一方面表明“两个体系”是绿色 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在强调“绿色发展”全面 性的同时，也从体系的角度将绿色发展诠释的更加 生动具体。
最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我国提出了“推 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本次全 会又在此基础之上，从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 放权初始分配的角度强化了其制度属性，在推陈出 新的同时又与以往的交易制度相呼应，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市场化机制相配套。
五是力度更大。
出于“绿色发展”需要和当前生 态环境形势的压力，《公报》
中提出了两项重点工程、 两次重大行动和三个关键制度，从三个不同的维度 层面进一步加深和强化对生态环境发展的推动作 用。
具体来看，一是“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和“山水 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近零碳排放”这一严 苛的标准，要求我们以更大的气力投入到“碳排放”的 整治之中。
二是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和蓝色海湾整 治行动。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海 洋生态环境建设，花大力气探索如何减少海湾污染， 使海湾常绿，海水常蓝。
三是明确提出了加大环境治 理力度，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建立省以下环 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完善天然林保 护制度。
“最严格”三个字凸显了当前我国生态环境 已经到了不得不治、必须得治的阶段，一切治理活动 都必须从严从重，方能取得实效。
同时，建立省以下 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使信息上传下 达将更加顺畅，还避免了环节过多所带来的管理损 失，确保了管理效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绿色发展”既要面对 新的局面，也要具备新的思路，更要有新的举措。
一是将“绿色发展”理念植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之中。
《公报》中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 目标要求，其中“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成为新目标 之
一，从“十二五”时期的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到 “十三五”时期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我国生态环 境建设质量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局部 到整体的深化提高过程。
这要求我们在小康社会建 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绿色发展。
二是全面厘清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的关系。
绿色 发展理念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之间应该 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创新”为绿色发展提供动 力“，协调”为绿色发展保驾护航“，开放”为绿色发展 提供机遇“，共享”促进绿色发展成果转化。
三是推进绿色发展必须树立全球性生态视 野
。
绿色发展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善于用他 人先进的技术和方式来增强自身发展实力；同时， 在自身发展时也要充分顾及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 响，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对外要把握国际绿 色发展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尽可能维护和争取发 展空间；对内要切实加快绿色转型进程，促进发展 成果更多地惠及民生。
四是将制度建设贯穿绿色发展全过程。
绿色发 展要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制 度作支撑，用具体的制度对绿色发展理念加以规范 和约束，形成全社会共同遵守的客观条例、政策、法规 等。
对违背绿色发展要求，影响生态环境安全的任何 行为坚决用制度加以限制；同时，绿色发展相关制度 建设要充分考虑客观条件的许可，考虑具体时期的 主要矛盾，有针对地、分时期、按步骤地加以推进。
（夏宇鹏系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 究生，铁铮系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