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当代世界的历史性巨变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２０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全面战争中，战火遍及四大洲、四大洋，席卷全世界８０ ％的人口和８４个国家，几乎地球每个角落都感受到战争的影响。
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智能和资源利用，为战后的高科技革命发展准备了条件，而这次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宇宙飞行、核能、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导致了社会的大变革。
战争的深远影响还在于它加速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大社会，凡自外于国际社会而闭关自守的国家便会落后；战争又使世界多样化的趋势和统一性趋势相伴随而发展，其大者如两大阵营、三种国家及国际格局的多极化，等等。
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随着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将逐渐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在历史进程中把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更加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
历史真正形成为世界历史。
第一节 世界经济的变化
一、世界经济统一性的加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经济的统一性趋势的增长 统一性和多样性是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特征更为突出并有许多新的表现。
世界经济是世界各国的经济由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而形成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整体，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世界统一性的主要表现。
世界经济并不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
它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及其工业革命的发展而产生，到了２０世纪初期，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才随之出现；更由于国际分工、国际投资、国际交换的扩大，遂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世界经济。
不久，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打破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体制同时并存的世界经济。
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各国盛行贸易保护主义，纷纷高筑贸易壁垒，签订双边协定，放弃统一的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普遍实行纸币流通制度，出现了英镑区、法郎区、美元区等货币集团。
各集团内部规定货币比价、波动界限、货币兑换与支付原则，集团内部的黄金外汇储备集中保管，对外国际支付严格管制。
法西斯集团兴起后更加大了这种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分割局面。
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扩大和法西斯集团的崩溃，为重建世界经济的统一性创造了条件。
苏联加入反法西斯阵线，使得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空前地密切起来。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经济是开放的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中产生出来的，在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等方面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历史联系是不能完全割断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国际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资。
所以，两者是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的关系。
但是，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奉行反苏政策，阻碍着两种经济在统一性方面的发展，直到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后，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美国是在苏维埃政权诞生１６年之后，才承认苏联的。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苏德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宣布“美国决心在可能范围之内，全力援助苏联。
”同年９月２９日至１０月１日，苏美英三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了在短期内向苏联提供援助的议定书。
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包括苏联在内的２６个联合国家发表共同宣言，强调了经济合作问题。
接着，在５月和６月又签订了苏英条约和苏美协定，其中不仅规定了双方战时的相互援助，而且还谈到了战后的合作互助问题。
１９３９年苏联从美国的进口贸易额为５ １５０万卢布，１９４６年增至２１ ３００万卢布。
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战时盟国提供了约５０６亿美元的援助，其中供应苏联约１１０亿美元，约占２２％。
虽然美、英、加拿大向苏联提供的军事工业产品只占苏联战时工业总产量的４％，但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 为了恢复受战争破坏的各国经济，稳定各国汇率，平衡国际收支，促进非歧视性贸易的发展，在战争后期美国和各盟国都希望能在战后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利用其自身资金和组织来的私人资本为各国生产项目提供贷款，也希望缔结统一的关税贸易协定，以消除国 际贸易的障碍。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在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上，美国代表赫尔提出了一份关于国际基本经济政策的备忘录，建议盟国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研究国际经济合作问题，得到苏联的赞同。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日至２２日，来自美、苏、中、法等４４个国家的７３０名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大旅社举行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
经过三周的协商讨论，尽管大国之间矛盾重重，中小国家对漠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表示不满，但会议最终还是通过了三个重要文件：《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及其附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决定成立两个国际金融组织，总称“布雷顿森林体系”。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包括中国在内的２９个国家的代表（不包括苏联），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布雷顿森林协定签字仪式，宣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正式成立。
这是两个在业务上保持密切联系的姊妹机构，总部均设在华盛顿，成员国陆续增加。
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５日世界银行正式开业，１９４７年１１月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
一。
它的宗旨是：为成员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提供和组织长期贷款；为私人银行向各成员国的长期贷款提供担保，以促进资金流动。
资金来源包括成员国认缴份额、借款、发行债券、利息收入、将银行贷出的债权转售给私人投资者等。
最初的核定资本为１００亿美元，此后一再增资。
每个会员国都有２５０票的基本投票权，此外，每认缴１０万美元资本可增加一股，同时也增加一票。
认股后实付股款１０％，其中１％付外汇，９％付本国货币，其余９０％为待交股本。
美国认缴资本最多，一开始就掌握１／３的表决权。
战后初期银行的主要借款人是西欧各国，后来逐渐转向亚非拉国家。
银行组织也随之调整。
①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业。
同年１１月１５日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
一。
其宗旨是：商讨和促进国际货币合作，通过提供中、短期资金解决会员国国际收支中出现的暂时不平衡，消除各国的外汇管制，促进国际汇兑的稳定，以便利国际贸易的发展。
基金来源于各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其大小由基金组织根据该国的黄金外汇储备，进出口贸易额、国民收入等几项指标提出，经与会员国磋商而定。
交纳份额的２５％为黄金或特别提款权， ７５％为本国货币。
会员国所占的份额越大，在该组织内享有的权利也越大。
每个会员国的基本表决权为２５０票，此外，每投入１０万美元增加一票。
最初，基金总额为８８亿美元，后多次增加，②会员国也不断扩大。
它们的权利是：在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可按照所缴份额的一定比例向基金组织借用外汇，期限为３至５年；它们的义务是承担实行固定的汇率制，外汇交易不得超过黄金官价（３５美元等于 １盎司黄金）的 １％；在外汇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该组织的监督。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从１９４３年起，美、英等国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酝酿成立国际贸易组织。
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支持下，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
１９４７年４月筹委会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就美国提出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进行讨论，但未被通过。
后来筹委会根据其中部分条文拟定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同时草拟了关税减让 ①世界银行于1956年7月24日增设了国际金融公司，1960年9月又设国际开发协会作为附属机构，主要 经营对发展中国家的业务。
50年代有60多个成员国，70年代以来增至140多个。
②到1958年有67个会员国，基金总额为91.93亿美元，1982年有142个会员国。
最后议定书作为总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年１０月３０日美、英、中、法等２３个国家在协定上签了字①，１９４８年１月１日生效。
由于“组织宪章”未能通过，所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而只是国际性的多边协定，它与联合国有关系，但不是其专门机构。
总协定的宗旨是：减少关税和贸易障碍，取消歧视待遇，充分利用世界资源，促进各国生产；扩大国际交换，创造就业机会，保证实际收入，增加有效需求。
每年缔约国召开一次大会，就国际贸易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谈判，特别是对主要商品的税率进行协商达成减让协议，以贯彻最惠国待遇原则。
所以，总协定既是一个调整各国贸易关系的法律框架，又是一个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争夺市场的场所，同时还是一个调解和解决争议的机构。
总协定缔结后，多次进行减税谈判②，这对国际贸易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战后初期的汇率波动和经济动荡，增加了投资，扩大了世界购买力，也促进了世界贸易。
它们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因而被公认为调整当代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的三大支柱。
但它们存在的共同问题是美国在其中有特殊地位，国际贸易和国际金汇兑本位货币制度对美国的依赖，势必产生许多矛盾，严重地限制和削弱了它们的作用。
然而，尽管如此，这三大支柱的出现标志着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开始，反映了世界经济朝着体系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二、世界经济多样性的新局面 战后世界经济在走向统一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多样性，它的具体表现就是“两种体系、三种国家”的出现。
“两种体系”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三种国家”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每一种国家中又可分为各种类型。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 战后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在欧亚大陆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社会主义越出了苏联一国的范围，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系。
由于历史背景、社会基础、革命道路、过渡政策的不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１．苏联型：战前苏联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工业生产达到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与德国的经济实力大体相当，但整体经济技术水平仍较落后。
战争给苏联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约２７００万人丧生，莫斯科和伏尔加河以西的 １７１０座城镇、３１ ８５０ 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1958年时增至37个，1979年为84个，临时成员国3个。
1990年增至96个，另有3O多个国家参加活动。
它调整着85％以上的世界贸易。
我国为总协定发起国，但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未与之发生联系，1986年恢复了合法席位。
现我国85％以上的外贸是与总协定缔约国进行的。
该协定曾经过多次修改，1955年修改后为35条，现为38条。
②1947—1993年共开过8次关税会议，每次都议定了各会员国同意彼此免税的具体项目。
8次会议的召开日期与地点是：（1）1947年4—10月在日内瓦召开；（2）1949年4—10月在法国安纳西召开；（3）1950年9月—1951年4月在英国托奎召开；（4）1956年1—5月在日内瓦召开；（5）1960—1962年在日内瓦召开；（6）1964—1967年在日内瓦召开；（7）1973年在东京召开，1979年在日内瓦结束；（8）1986—1993年在乌拉圭召开。
个工业企业、６５ ０００公里铁路被毁坏、３０％左右的国家财富化为灰烬。
但是，苏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战时能够迅速集中全国一切人力物力适应战争需要，有计划、有效地把国民经济全面转入战争轨道，顺利实现了工业生产基地的东迁。
１９４４年的工业产值已达到战前１９４０年的１０３％，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战时进一步强化，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战后的经济恢复中仍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但这种体制的弱点是农业和日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再加上战争的影响，１９４４年苏联的农业生产指标只及１９４０年的５４％，１９４９年时才接近战前水平。
此外，市场经济不发达也是战后苏联经济面临的一大问题。
２．东欧型：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随着希特勒在东线的溃退和苏军的挺进，东欧和中南欧各国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以无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各国爱国阵线或民族民主阵线通过武装抵抗运动推翻了法西斯附庸政权，或被占领下的法西斯傀儡政权，建立起了人民民主政权。
它们是：波兰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３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４年９月９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５年４月４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１９４５年５月９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９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７日）。
这些国家除民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外，战前都是落后的农工业国家，外国垄断资本和国内的封建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历史上与西方国家有较密切的经济联系。
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外，普遍实行君主专制制度。
战争给这些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
波兰有６００万人丧生， ４０％的国家财富，相当于两代人的劳动成果荡然无存。
南斯拉夫死亡１７０万人，４０％的工业企业被毁，近３０万农户破产。
战后东欧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同时通过没收法西斯占领者、追随者及外国垄断集团的财产，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奠定基础；而且还通过土地改革、民主化改革及经济计划措施改造封建的、大资产所有制，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这是东欧地区划时代的历史性变革。
３．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型：反法西斯战争也为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蒙古的新型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１９２４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直到１９４６年其独立地位才得到国际承认。
１９４５年越南爆发了八月革命，在胡志明领导下９月２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北部朝鲜，随着日军的投降，建立起以金日成为首的人民民主政权实体，直到１９４８年９月９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才宣告成立。
在中国，八年抗日战争使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发展壮大，正是在此基础上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这几个国家都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共同的特点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都进行了各种民主主义改革，实现工业化，发展现代化的生产力。
但是，由于外部势力的武装干涉，在它们建国后的相当时期内，为了巩固政权、争取国家统一的政治任务要大于经济建设的任务，这是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有所不同的。
发展中国家及殖民地经济 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演变而来的民族主义国家，最初被称为不发达国家。
就其经济性质而言，应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是在战后，由于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多，它们反对帝国 主义、殖民主义，积极创建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一种新型经济体系。
它的特点是：（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即地球的南部，土地面积约占全世界的 ２／３，人口约占全世界的３／４，农矿资源丰富，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２）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经济命脉受外国资本控制，所以，取得政治独立后，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肃清殖民主义势力，谋求独立的经济发展。
（３）殖民统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这些国家的经济十分落后，且畸形发展，普遍存在单一经济，农村中普遍存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文盲众多，科技水平较低，发展现代化民族经济将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由于地区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就大战结束时的情况而论，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１．拉美型：战争结束时，拉美的民族独立国家最多，它们多数在１９世纪取得独立，但经济上始终没有摆脱殖民主义的羁绊。
战前只有墨西哥等少数国家实行了国有化措施，发展民族经济。
大战期间，趁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之机，许多拉美国家没收轴心国企业，赎买英法垄断资本控制的工矿、石油企业和公共事业。
特别是拉美各国都参加了反法西斯联盟（唯阿根廷参加较晚），为盟国提供战略物资和粮食，这又大大促进了民族工业和出口贸易的增长。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巴西的钢产量增加了两倍，墨西哥增长了一倍，在化学、纺织、冶金、机器制造等工业中都建起了新型企业。
各国的黄金、外汇储备从１９３９年的７亿多美元增加到１９４６年的３０多亿美元。
拉美国家从此由农业国变为农工业国家。
战争给拉美带来的另一变化是美国在“泛美合作”的幌子下排挤了欧洲帝国主义在拉美的势力，进一步控制了拉美。
１９４５年３月在墨西哥的查普特佩克城堡举行的泛美会议上通过了《美洲国家经济宪章》，即美国提出的《克莱顿计划》，拉美各国接受了所谓“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企业”三原则，从而为美国资本大量涌入拉美铺平了道路，使拉美成为美国的“后院”。
２．中东型：战前，中东的独立国家有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埃及、伊拉克、沙特、也门。
黎巴嫩在战争中赢得独立（１９４３），叙利亚、约旦也相继宣布独立（１９４６）。
所以，到战争结束时中东的独立国家之多仅次于拉美。
除埃及、土耳其、伊朗有少量现代工业外，都是以农业或农牧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拉美国家。
但中东是联结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枢纽，经济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为战时盟国与轴心国激烈角逐的战场。
尽管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宣布中立，也未能摆脱战争的威胁，战争同样给它们造成经济困难。
中东是“世界石油宝库”，战前，国际石油公司主要在两伊采油，战时，又在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大量开发石油资源。
石油成为战后中东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大国争夺的主要对象。
为了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利益，为了维护主权和独立，经埃及倡议，１９４５年３月在开罗成立了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了联盟宪章，以协调彼此间的政策，加强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合作。
３．东南亚、南亚型：战前，这里除泰国外，全都是殖民地，分属英、法、美、荷等国。
战时，印度以东地区处于日本法西斯的蹂躏之下，而印度和南亚各国则在人力、物力方面给盟国很大的支援。
战争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加剧了人民的苦难。
当战争结束时，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民 族矛盾异常尖锐，加之，民族资本在战争期间有所发展（如印度），这就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准备了社会基础。
战后初期，正是从这些地区诞生了第一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
４．非洲型：４００年的奴隶贸易和最残酷的殖民统治使黑非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低、最贫穷落后的地区。
除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保持着形式上的独立以外，其他地区都是英、法、葡、比等老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南非一直处于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之下。
非洲被卷入战争并成为战场，宗主国对非洲战略资源和农业原料的掠夺客观上却提高了非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据统计，二战期间，非洲供给世界所需铀的１００％，工业用钻石的９８％，钻的９０％，黄金的５０％，铬的３９％，钒的２４％，锡的２２％，锰的１９％，铜的１６％，铂的１３％。
随着现代化工矿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成份和新的阶层，成为民族主义成长壮大的社会基础，使战后非洲成为继东南亚、南亚之后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又一地区。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 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经过战争的较量，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它们的情况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 １．德意日战败国。
这场战争以法西斯集团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它们的人员和物质损失是十分惨重的。
日本在战争中耗尽了它１９４５年前十年的全部财富积累；德、日的所有大城市几乎成为一片瓦砾；人民流离失所，仅柏林一地的难民数就达８００万。
这些国家早从３０年代起就建立起了反动垄断资本集团与法西斯国家机器结合在一起的、高度集中的军事经济体制，后又将被占领国的经济也纳入这一体制。
为了利用那里的劳力、设备和原料，许多产品的初加工过程在被占领国进行，就连德国的粮食都要由被占领国供应，因而，战争的失败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崩溃。
企业停产、交通阻断、外贸停止、通货膨胀，食品危机都十分严重。
１９４５年９至１１月仅东京就有３００人饿死。
德国的报纸刊出了妇女儿童在美军营地的垃圾堆里寻找食品的图片。
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美英与德国垄断资本间的历史联系，德国一些重要的工业设备有意识地得到了保护，损失不大。
如机床受损仅６．５％，炼钢能力的损失不到１０％，约３／４的厂房尚可使用，大部分乡村、小镇未受到破坏。
就经济受损程度来说，远不如苏联、东欧国家严重；战时日本的工业军事化也为其战后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其受损程度而言，远不如中国等国严重。
２．英法等战胜国。
这些国家虽是战胜国，但受到严重削弱，大量的军事开支和战争的破坏使他们失去了以往的富有和在世界经济中的显赫地位。
这正如丘吉尔所形容的那样，战争带给他们的是“胜利与悲剧”。
英国的国民财富减少了１／４，对外贸易削减了 ２／３，外债由 １９３９年的 ４．７６亿英镑增至１９４５年的 ３３．５５亿英镑。
法国的铁路运输大部遭到破坏，约５０万座建筑物被毁。
战争结束时，这些国家普遍存在财政危机、外汇短缺、货币贬值、黑市猖獗、物资贫乏等问题，国民经济呈现出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
应该指出，战争给西欧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毁灭性的。
英国的工业中心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相反，战争期间还发展起了航空、化工等新型工业；法国的生产设备只有１０％被毁，１９４４年的农业收成仍达到战前水平的８０％。
正因为如此，二战后西欧国家用于恢复经济的时间比一战后缩短了一半。
３．经济有所发展的中立国和战胜国。
英属自治领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战时随英国加入反法西斯阵线，但其国土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
而且成为向盟国提供武器装备、战略原料和粮食的生产基地。
战时澳大利亚的矿产品增长１倍，羊毛出口增长３倍，小麦出口增加５０％，重工业、机器制造和造船业迅速发展，从农业一原料国一跃而为工业一农业国。
１９４４年加拿大的工业产量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排第三位，仅次于美英。
战时的欧洲中立国，主要是瑞典、瑞士，由于它们与战争双方都进行贸易，接受双方的订货而使黄金储备迅速增加，并发展起许多新型企业。
１９３７年，瑞典的出口额为５１１０万美元，瑞士为２９６０万美元。
但到１９４６年分别增长到７０８０万美元和６２５０万美元。
４．呈现“战争景气”的美国。
在参战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不仅因本土远离战场而没有遭到破坏，而且还大发了一笔战争横财。
战时经济急速膨胀，仅１９４３年的军火生产产值就等于苏联、德国、英国三国的总和。
美国是这场战争中唯一的“暴发户”。
三、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确立 １９世纪曾形成以英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体系瓦解，但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尚未形成。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美国完全取代了英国的地位而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工业方面 美国拥有了强大的工业力量。
过去英国是“世界工厂”，现在美国取代英国也是从建立工业优势开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罗斯福总统发表了“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的“炉边谈话”。
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１日又签署了租借法案。
大量的军事订货和向世界各地出售军火，使美国各大工厂的装配线日以继夜地转动，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固定资本不断更新。
１９３８—１９４３年，工业生产年平均递增率为１２．７％，工业产值翻了一翻。
据统计，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间美国钢的总产量为５．１１亿吨，英国为０．９９亿吨，苏联为０．９３亿吨，德国为１．８７亿吨，日本为０．４８亿吨。
同期，美国的石油总产量为１４．６亿吨，英国为０．９３亿吨，苏联为１．７２亿吨，德国为０．４６亿吨，日本为０．２亿吨。
由此可见，美国的工业产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１９３７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 ４２％， １９４５年增长到６０％，这种优势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英国。
在战后的经济恢复中，无论原反法西斯民主国家，还是法西斯战败国及其仆从国，都必须依赖美国的工业品和设备。
货币金融方面 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形成。
英镑曾是资本主义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直至二战前，４０ ％左右的国际贸易仍是用英镑结算的，伦敦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之
一。
英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的存在，维护了英国在世界货币金融领域内的实力地位，这些都阻碍了美国的对外经济扩张。
美国统治集团极力想改变这种状况。
战争开始后，英国由于大批订购武器装备，黄金外汇大量外流。
正如丘吉尔所说的：“即使我们卖掉了我们的全部黄金和国外资产，也不能付清订货的一半贷款。
”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却迅速增加，１９３８年为１４５．１亿美元，１９４５年增加到２００．８亿美元，约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５９％，１９４８年进而占７４．５％。
这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世界黄金储备流入了美国的国库。
为了安排战后世界的货币体系，１９４１年９月英国提出了“凯恩斯计划”，贬低黄金的作用；美国于１９４３年４月公布“怀特计划”，主张建立国际货币稳定基金机构，取消外汇管制和对国际资金转移的限制。
在１９４３年９—１０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英国被迫接受了“怀特计划”，并同意以此为依据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１９４４年７月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确认了“两个挂钩”原则，即美元与黄金挂钩以及资本主义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原则。
所谓美元与黄金挂钩，即各国协助美国政府维持３５美元等于１盎司黄金的官价水平，美国政府承担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按黄金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所谓资本主义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的汇率。
美国政府根据３５美元等于１盎司黄金的官价规定１美元的含金量为０．８８８６７１克，其他各国政府也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然后按照各国货币含金量之比，确定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法定汇率，这一汇率不得随意变动。
这样一来，美元就成为黄金的等价物。
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挂钩，美元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主要储备货币。
这就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便确立了。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从一开始就拥有总投票权的２７％，在世界银行中，由于它认缴的资本最多，掌握了总投票权的２３． ８ｌ％。
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许多重大问题是无法通过的。
美国因此而掌握了国际金融的控制权。
英国曾拖延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但美国利用战后英国的困难对其施加压力，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６日签订了英美财政协定，美国答应向英国提供３７．５亿美元的长期贷款，以使英国议会同意执行布雷顿森林协定。
国际贸易与投资方面 美国在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１日至１９４６年９月３０日期间执行的租借法案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的贷款投资。
由美国政府拨款，向美国各大公司订货，再用美国商船运到各受援国，记入一种特别帐目。
租借法案的执行大大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并使美国垄断资本打开了各受援国的大门。
共有３５个国家接受了租借法案，美国总共提供了５０６亿美元，其中提供给英国及其自治领约３１３亿美元，占总数的２／３，提供给法国 １４亿美元，中国８．４亿美元。
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美国在国外的投资，１９３９年为１１４亿美元，１９４５年增至１６８亿美元，１９４９年又增至３０７亿美元。
通过对外投资，美国资本掌握了一些国家的经济。
例如，在加拿大，由于战时美国垄断资本的大量渗入，加拿大加工业的３９ ％，采矿、石油业的３７％，社会公用事业的２４％都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又如在中东，１９３７年美国石油公司仅控制了１３．１％的石油开采量，１９４６年增加到３１．７％，威胁着英法在中东的利益。
租借法案还帮助美国进一步争夺国际市场。
首先迫使英国放弃了大英帝国的特惠制，取消贸易壁垒，降低关税，使美国商品打入各国市场。
例如，印度是英国的传统市场，但１９３８—１９４４年美国在印度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由８．４％增加到２１．２％，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由６．４％增加到２５．１％，威胁着英国在印度的利益。
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１９３７年的１４．２％上升到１９４７年的３２．５％，同期英国由１１．２％下降至９．３％，战败国日本由５．１％下降至０．４％。
１９４７年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标志着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
它是由美国首先发起和筹建的，协定确立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资本、人员、劳力、货物自由流通的新格局。
美国打着相互减让关税的幌子，降低别国的 关税，以扩大自己的商品输出。
实际上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
科学技术方面 战时美国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它成为 世界科技的中心。
战时有许多新技术应用于生产。
例如，美国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应用战前高分子化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以石油为原料的合成橡胶工业，使美国从最大的橡胶进口国变成最大的合成橡胶出口国。
美国农业在战时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拖拉机、载重汽车、联合收割机等各种机械数量成倍增长，农业生产渡过了长期的危机走向繁荣，农业生产指数（以１９３５—１９３９年为１００）１９４０年为１０９．７，１９４５年增长到１２６．９。
战争期间，欧亚各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科技人才不堪忍受法西斯的迫害而流入美国。
从１９３３年起，爱因斯坦就因希特勒的排犹而逃亡美国，意大利核物理学家费米因妻子有犹太血统而携全家赴美；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也从匈牙利迁往美国定居。
１９４２年美英就联合研制原子武器问题达成秘密协议。
在１９４３年８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美英与加拿大政府通过决议，要在北美建立原子能工业，当时就有７５名专家到华盛顿工作，有许多英国科技专家因军事技术合作而赴美。
这种人才流动加速了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
这些科学家来到美国后，为了反法西斯的崇高目的都争分夺秒地工作。
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６日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向聚集在华盛顿的美国物理学家宣布了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完成了铀核裂变的消息，引起普遍的震惊。
８月２日爱因斯坦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开始实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日在费米领导下建成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为人工利用原子能开辟了道路。
１９４３年春，在新墨西哥州圣菲城外洛斯·阿拉莫斯一座荒山上的实验室里，在罗伯特·奥本海默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由美、英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小组。
经日夜奋战，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６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工学院与军械部合作，按照工程师莫希莱的方案，于１９４５年底研制成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取名“电子数值积分机和自动计算机”。
同时，冯·诺伊曼又设计出命名为程序内存计算机的方案，这种效率更高的计算机于１９４９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制造成功。
１９４２年美国研制成功“火箭筒”，但这方面技术领先的是德国。
１９４５年希特勒德国崩溃后，美国俘获了以冯·布劳恩为首的１３０名优秀的火箭专家及技术装备，这为发展美国的空间技术奠定了基础。
核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及空间技术的发展是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的三大标志。
显然，美国在这次新技术革命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战后，美国继续其“汲取才智运动”，用高薪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吸引国外学者移居美国，使美国的科技队伍不断壮大。
１９２１—１９３０年美国只有５人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同期，德国２６人，英国１６人，法国１４人。
自从大批外籍科学家移居美国后，从１９３１—１９６６年，美国获奖者猛增至６８人，英国为３１人，法国６人，德国１９人。
这说明了美国在战后世界科学技术领域中的优势。
正是这种优势更加强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节 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
一、战争结束时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五大国 国际政治舞台大国力量的消长 战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是英、法、美、德、日、意和苏联七国。
战后初期，德、意、日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由反法西斯盟国左右国际局势。
而盟国从一开始就有大国、小国之分，１９４２年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小国均按国名英文第一字母顺序签名，而美、英、苏、中四大国则例外，其签名排在最前列。
战争结束时，法国恢复了大国地位。
这样，在国际事务中便形成了五大国起主导作用的局面。
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实力对比的悬殊，其实际的国际地位及其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和打算又有很大的不同。
美国独占鳌头 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实力在大国中是首屈一指的。
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军事、政治方面。
美国武装力量总数在１９３９年只有３３．５万人，１９４１年参战前增至２００万人，１９４５年时已达到１２１７．５万人。
战前的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上仅居第１６位，排在南斯拉夫与波兰之后，但战后却一跃而为头号军事强国。
美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力量。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５年８月，美国生产作战飞机１９２０００架，同期英国仅为９３３００架。
战前，美国空军中没有超重型轰炸机，但战争结束时，已拥有２８６５架。
重型轰炸机由战前的２２架猛增至１１０６５架，还建立了５个空降兵师的新兵种。
二战中航空母舰取代了战列舰成为海战的主要突击力量。
战前，美国现役航空母舰只有７艘，战争结束时已增至３０艘，而英国只有１２艘。
１９４５年，美国几乎每天都有一艘舰船下水。
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已完全被美国取代。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美国将其军事力量部署到了非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等地，建立了近５００个军事基地。
此外，它还拥有原子弹，在核武器方面拥有绝对优势。
这些都是战后美国准备称霸世界的资本。
美国统治集团早在参战前就已考虑了战后的世界安排问题。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罗斯福下令成立“和平与改造问题委员会”，负责研究战后美国“为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秩序”需要什么“基本原理”。
１９４１年初美国《幸福》、《生活》和《时代》杂志的主编亨利·卢斯发表《美国世纪》一文，对此作出了回答。
他说：“２０世纪是美国世纪……这是美国作为世界统治力量出现的第一个世纪。
”于是，“世界主义”的外交理论取代了“孤立主义”。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美国国务院又设立了一个由国务卿赫尔任主席的“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负责拟订解决战后问题的各种方案。
１９４３年４月，罗斯福授意福雷斯特·戴维斯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一文，透露了罗斯福对战后世界安排的设想。
他的“蓝图”是从世界主义出发的。
他要求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
具体措施有二：一是组建一个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二是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
罗斯福相信，由于战争中英、苏、中等国都仰仗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凭着美国的实力，他可以利用战时的“大国合作”来实现其“蓝图”。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罗斯福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他继续实现罗斯福的“世界蓝图”。
１２月２９日他在致国会的咨文中郑重宣布：“胜利已使美国人民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 界了。
”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五大国中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只有苏联。
它被 西方政治家称为战后的另一“超级大国”。
苏联是战胜希特勒德国的主要力量，德军在苏德战场上损失了１０００万人，占它在二战期间总伤亡人数的７３％。
苏联在反侵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支数量最多、战斗力最强、技术装备精良的军队。
１９４１年，苏军约有５４０万人，到１９４５年５月，增到近１１４０万人。
战时，苏联在东部地区建起了重工业和军火生产基地。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每年平均生产 １２万门炮、１９３９０万发炮弹、３万辆坦克、４万架飞机，这些数字仅次于美国，但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
战时，苏军的技术装备全部更新。
苏制重型ИＣ－２坦克超过德国“虎式”坦克的威力。
火箭炮（“喀秋莎”）、强击机等新型武器都有极大的发展。
战争使苏联领土扩大了６０万平方公里，从建立“东方战线”起，西部邻国的一些地区先后划入苏联版图。
它们是：芬兰的雷巴契半岛、斯莱特尼半岛的一部分、贝柴摩、萨拉地区和卡累利阿地峡（租借汉科半岛３０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东部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德国的东普鲁士的１／３。
上述领土总面积为 ５０万平方公里，人口约有２４５０万人。
领土的扩大在战略上加强了苏联的地位。
苏军的反攻使它又进驻欧洲更广阔的地区，最终从卢卑克到的里雅斯特形成了一条与美英军对峙的军事分界线，该线还穿过亚得里亚海延伸到希腊北部边界和土耳其海峡。
在亚洲，苏军进驻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并将日本部分北方领土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划归苏联，从而形成了从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到朝鲜“三八线”，再到旅大港的另一条与美军对峙的军事分界线。
苏联幅员辽阔，能将两条军事分界线连成一片，其间包括１０多个社会主义国家。
显然，这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国际政治力量。
对于战后世界的安排，苏联希望在长时期内保持国际和平，以便医治战争给苏联带来的严重创伤，恢复并振兴经济。
为此，斯大林主张建立一个由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代表组成的“新的特别全权国际组织。
”斯大林还希望战时划归苏联的领土能得到国际承认，在东欧建立“安全圈”，使西部邻国“实行对苏联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实行反对苏联的‘防疫线’政策”。
此外，他还希望推进世界革命，使更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卫国战争年代，苏联在强调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把二者与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严格区别开来，无论是在对待邻国的领土问题上还是在处理其他外交问题上，都有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地方。
例如，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斯大林对日本投降发表的《告人民书》中，就将１９０４年的日俄战争说成是日本对俄国的侵略，说：“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俄国等待着“污点会被清洗”。
这种说法与列宁当年揭露日俄战争双方都是为了“争夺满洲和朝鲜”，“而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结论是相违背的。
这反映了在苏联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中仍然存在着老沙皇大俄罗斯主义的思想残余，这对苏联处理战后国际事务有着消极的影响。
英国开始依附美国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制衡国。
在整个１９世纪，它是世界霸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在国际联盟和国际事务中仍处于领导地位。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它的国际地位，也改变了英国统 治者的心态。
英国与德国法西斯作战时间最长，实力消耗极大。
尽管战时英军从１３０万人增加到５１０万人，但是与美苏相比则大为逊色。
还在１９４３年的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就已意识到“英国是一个多么小的国家”。
他曾这样描绘：“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１９４４年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其主力是美国而不是英国。
战争虽然使英国获得了战胜国的桂冠，但其实力地位却大大降低了。
英国的决策者在战争后期就已预见到战后的国际舞台上将会出现“两个巨人”，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苏联，而英国将“夹在两块大磨石之间，被置于最不舒适的处境”。
丘吉尔对战后世界结构的第一个设想是实现在英国领导下的欧洲统
一，建立欧洲地区联邦。
丘吉尔主张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下面分设欧洲、美洲、太平洋地区三个委员会。
英国可以通过组织经济、政治和军事联合体在欧洲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同时还可通过英属殖民地、附属国在太平洋地区委员会中发挥作用，以此来保证其国际地位。
但这一想法在１９４４年８月的魁北克会议上被美国否定，丘吉尔不得不接受罗斯福所设计的“世界蓝图”。
他认识到战后能与苏联抗衡的唯有美国，而不是一个改组了的衰弱的欧洲。
所以，他的第二个设想是建立战后英美特殊联盟。
当然他必须承认，美国是盟主，他还直截了当地告诉美国总统特使说：“我是总统的忠实副手”。
他甚至还曾提议战后美英公民不受国籍限制，可以自由交往，公民证可以通用。
他的目的是想借助于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在欧洲第一把交椅的位置，以此来挽救大英帝国的没落。
法国大国地位的恢复 法国亡国后，国防部副部长戴高乐将军只身出走英伦，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８日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演说，高举起“自由法国”的旗帜，随后组建军队，在法属殖民地活动。
１０月２７日在非洲布拉柴维尔成立了由他任主席的“保卫帝国委员会”，代表法国利益。
他与国内抵抗运动联合，１９４２年７月将“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
１９４３年６月３日在阿尔及利亚成立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法国的中央政权，并得到美、苏、英的承认。
该政权拥有一支２３万人的战斗部队，３２万吨位和５万人的海军舰队，一支有５００架战斗机和３万人的空军。
显然，这点力量是不被盟国重视的。
所以，在战时盟国的许多会议中从没有法国临时政府的席位。
戴高乐对此感到愤愤不平，反复向盟国表示：“１５００年来，法国就已习惯于一个大国的地位，要求所有的人，首先是他的朋友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军积极参加了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领土上的军事行动。
以法共为核心的内地军在解放法国本土的战斗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到１９４５年初，法国正规军已达９７．６万人。
塔西尼将军率领下的第一军深入德、奥境内进行战斗，最终由他代表法国政府在德国投降书上签了字。
在战争期间，戴高乐还积极争取苏联的支持，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０日签订了法苏同盟互助条约。
在这种情况下，美英不得不将法国作为大国对待。
１９４５年４月，法国代表重新以大国身份出席旧金山会议。
但是，这时的法国就其实力而言，已沦为三等国了。
中国加入大国行列 从１８４０年起，中国一直是个受列强欺辱的半殖民地弱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中国的地位。
但是，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人民最先举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义旗，而且坚持抗战的时间最长，付出的民族牺牲最大。
中 国是亚洲战场上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
中国的抗日战争阻遏了德日意法西斯的进一步勾结和战争规模的扩大。
中国的抗战粉碎了远东慕尼黑阴谋，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的抗战支援了苏联和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使他们有可能集中力量在欧洲战场先战胜希特勒。
在最后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更是起了不容抹煞的巨大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在最后战胜法西斯及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等重大国际事务上，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真正解决的。
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
但是，美国承认并支持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为了在战后能有一个依附美国、追随美国的中国出现，这样的中国将成为美国抗衡苏联、英国的忠实助手。
英国则竭力反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它深恐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对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国殖民地，特别是印度，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
苏联当然不愿意看到蒋介石政府强大，但对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也不抱信心。
因此，中国在战争中虽然取得了大国地位，但这种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是虚有其表的。
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以后，中国才真正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二、雅尔塔体系的确立 雅尔塔体系的内容 在近现代史上，每次大的国际战争之后，战胜国都要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实力对比状况召开国际会议，缔结国际协议，重新划分边界与势力范围，安排战后世界秩序，从而确定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
例如１９世纪初对拿破仑的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会议与“神圣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会议和国际联盟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
所不同的是，国际会议的召开和协约的缔结不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而是在战争后期开始进行的。
１９４３年９月意大利投降后，盟国将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与以往不同，盟国不是只举行一次会议，而是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有书面的，也有口头的。
其中，以１９４５年２月４日—１１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及其通过的公报、协定和密约最为重要。
此前的莫斯科三外长会议（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开罗会议（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德黑兰会议（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８—１２月 １日）、丘吉尔与斯大林关于巴尔干问题的会谈（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９日—２６日），都可看作是雅尔塔会议的准备。
雅尔塔会议继承和发展了上述会议的成果，对某些协议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并使之法律化。
此后举行的旧金山会议（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５日—６月２６日）、波茨坦会议（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７日—８月２日）等则是对雅尔塔会议所确定原则的补充和具体化。
雅尔塔体系（或体制）指的就是上述所有协定的总和。
雅尔塔体系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１）如何最后打败德、日法西斯，如何处置战败国，以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２）重新绘制战后欧亚的政治地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和边界；（３）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４）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联的委任统治地实行托管计划，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利。
雅尔塔体系的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 具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性，因此，作为这场战争的产物的雅尔塔体系要比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有其历史进步性。
虽然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也把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问题摆在首位，并建立了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但事实上，国际联盟就其普遍性、广泛性和有效性来说，远不能与联合国相比。
凡尔赛会议举起了反苏、反共的“白旗”，直接导致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而雅尔塔会议则将苏联与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
这对战后苏联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是十分有利的。
雅尔塔体系提倡和平、民主的原则，《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中明确指出“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安全、自由与普遍幸福”，要“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这些并非只是空洞的口号，在对战败国的处置、使之完成民主化的任务以及给予被压迫民族、特别是被托管地区的独立和自治等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如果说凡尔赛体系是孕育了另一次世界战争的体系，而对于雅尔塔体系则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
在分析雅尔塔体系的内容和实质时，还必须看到它消极的一面。
该体系是建立在美苏战时军事实力均势的基础之上的。
它是美英苏三大国经过长期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产物。
它承认了苏联与英美各自的实际军事控制线。
斯大林出于各种考虑多次向英美让步，大体上接受了丘吉尔提出的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①，还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对德国分四区占领的计划。
而罗斯福为了争取苏联尽快对日宣战，以使美国免于付出１００万人伤亡的代价，同时为了把战时的同盟关系延续到战后，以实现其“世界蓝图”，他在东欧问题和远东问题上对苏联也作了让步。
所以，雅尔塔会议充满了美苏相互妥协、共同主宰世界的气氛，几乎每项雅尔塔协议都包含着美苏争夺势力范围的因素。
他们既合作，又争夺，使雅尔塔体系深深打上了大国强权政治的烙印。
例如讨论波兰的重建问题是在没有波兰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
对于蒙古独立和中国东北问题的处置也都是背着中国进行的，其结果是确保了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在旅大港的特权。
显然，这些都是大国强权政治的表现。
就这一点而论，雅尔塔体系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又有共同之处。
正因为雅尔塔体系事实上划分了美苏的势力范围，加之，美苏的社会制度不同，对外方针有很大差异，故雅尔塔各项协议实施的结果是导致了德国的被分裂，欧洲也被分裂为东欧和西欧，进而导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形成。
因此，雅尔塔体系的确立就意味着近３００年来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已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
这的确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变化。
三、联合国活动的开始 联合国的成立 联合国不是战前国际联盟的继续。
它孕育于反法西斯战争年代，是在反法西斯联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崭新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
美国对于组建联合国颇为积极，其他反法西斯国家为了把战时的友好合作关 ①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飞抵莫斯科，当晚与斯大林密商巴尔干势力范围问题，以后又经艾登和莫洛托夫会谈，约定苏在罗马尼亚可占90％的优势，而英美在希腊可占90％的优势。
在南斯拉夫各占50％；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苏占80％，美英占20％。
系延续到战后，以维护世界和平，也都同意组建联合国。
联合国的建立反映了世界人民爱好和平的共同心愿。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３０日莫斯科三外长会议结束时，中、苏、美、英四国共同发表声明，首次正式提出建立联合国的问题。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８日，美国政府将它的《普遍国际组织暂定草案》交给中苏英三国政府，并邀请三国代表在华盛顿近郊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讨论美国的建议，草拟联合国宪章。
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１日至９月２８日，苏美英举行了第一阶段会议，接着至１０月７日美、英、中举行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基本勾画出了联合国的蓝图。
会议的分歧点主要是创始会员国的资格问题和未来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即否决权的问题。
关于后者，苏联主张使否决权绝对化，即大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享有否决权，大国间的一致应成为采取任何行动的一项绝对必要条件。
而英、美则主张大国否决权应有一定限度，如果大国是争端当事国，则不应享有否决权。
在１９４５年２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向苏联让步，在否决权问题上通过了“雅尔塔公式”，即安理会理事国关于程序问题的决议只需简单多数票通过即可；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决议，理事会的多数票中必须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方为有效。
当常任理事国是争端当事国时，如果决议是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或是安理会为审议争端而进行调查时，不得行使否决权；如作出决定，考虑采取出兵、断交等手段时，可以行使否决权。
这就是所谓的“大国一致原则”。
英美还对苏联提出的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也作为创始会员国的建议表示谅解和支持。
会议决定，凡在１９４２年《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的国家或１９４５年３月１日前向法西斯宣战的国家均为创始会员国。
会议还同意法国也作为联合国成立大会的邀请国。
１９４５年３月５日美、苏、英、中四国发出了《召开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邀请书》。
４月２５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市歌剧院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有５０个国家的２８２名代表、１７２６名顾问、专家及其他人员。
四发起国的首席代表分别为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中国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
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是中国代表团中的一员。
会议进行了两个多月，６月２５日通过《联合国宪章》和作为宪章组成部分的《国际法院规约》。
２６日，５０个国家的代表在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宪章上签了字。
由于波兰新政府６月２８日才改组成功，故没有参加会议，而在会后补签。
这样，一共５１个国家成为创始会员国。
１０月２４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的这一天被定为联合国日。
按照联合国宪章序言和第一条的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的国际问题，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以达到上述共同目的。
为了实现上述宗旨，宪章第二条规定了联合国本身及其会员国在一切行动中应作为法律义务而遵守的原则是：（ｌ）会员国主权平等；（２）各会员国应该忠实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３）各会员国应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
（４）各会员国在国际关系中不得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５）各会员国对联合国依照宪章采取的任何行动应给予一切协助，联合国对任何国家正在 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时，各会员国对该国不得给予协助。
（６）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
（７）不干涉内政。
宪章所载的任何规定均未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项。
联合国的主要机构有６个：（１）大会。
由全体会员国组成，是主要审议机构，重要议案需 ２／３多数通过。
每年举行一届常会，于９月份第三个星期二开幕，持续到１２月中旬，如半数以上会员国或安理会提出请求，可举行特别会议或紧急特别会议。
（２）安理会。
是对维护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机构，在联合国内处于首要的政治地位。
由享有否决权的５个常任理事国和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组成。
起初有６个非常任理事国，后不断增加。
（３）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在大会权力下，负责协调经济和社会活动，就发展、世界贸易、工业化、自然资源、人权、妇女地位、人口、社会福利、科学技术、防止犯罪以及许多其他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建议和开展活动。
（４）托管理事会。
负责监督对１１处托管领土的行政管理，促进它们向自治或独立的方向发展。
（５）国际法院。
设于海牙，由 １５名“独立法官”组成，不代表任何国家，依《国际法院规约》而工作。
唯该机构与国联的国际法院有些继承关系。
（６）秘书处。
任务是为联合国其他机构服务，并执行它们的计划和政策。
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的行政首脑，由安理会推荐，大会委派，任期５年，可以连任。
联合国的早期活动 在酝酿和组建联合国的过程中，联合国家还对一些具体的全球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组建了专门机构。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４４个盟国代表在华盛顿创建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其目标是向战争受害者提供援助。
这是第一个正式成立的联合国机构。
直到１９４９年才终止了活动。
１９４３年春在弗吉尼亚温泉城举行联合国家粮食及农业会议，起草了《粮农组织章程》，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正式成立。
１９４２年秋在伦敦举行各盟国教育部长会议，起草了成立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的计划。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４日该组织正式成立，其目的是增进各国在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方面的合作。
类似的机构还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
国际劳工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等是战前就存在的组织，后与联合国发生联系。
上述专门机构都是单独的独立组织。
它们有自己的成员国、活动计划及预算，通过经社理事会与联合国合作，每年向经社理事会提交报告。
由此可见，联合国虽非世界政府，但却要对世界各个方面的问题作出反应。
因此，它成为国际社会的集中体现。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至２月１４日联合国第一届大会在英国伦敦教堂大厦举行。
大会以秘密投票方式决定任命挪威外长吕格耳·赖伊为第一任秘书长。
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会徽是一幅从北极看去的世界地图，周围是橄榄枝环。
大会接受了美国国会的邀请，将联合国总部设于纽约，同时接受小约翰·Ｄ·洛克菲勒的赠款，在曼哈顿东区的东河之滨购买土地，建造联合国大厦。
于是，联合国的工作正式开始了。
第三节 思想文化的新潮流
一、和平、民主的思想文化潮流 人权问题国际化 法西斯主义对民主的践踏、对自由的扼杀、对人权的侵犯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充分享有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
面对法西斯的野蛮暴行，人们更加渴望和平与民主。
所以，战争结束后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和平与民主的思潮是最具有普遍性的。
法西斯主义集帝国主义时代一切反动思潮之大成。
它不仅敌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允许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民主观存在；而且也敌视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否定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多党制，妄图以独裁暴政取而代之。
罗斯福、丘吉尔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维护本民族、本阶级的利益，也重新打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
在《大西洋宪章》中，他们提出消灭纳粹后“重建和平”，“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享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
这种言论对战后和平民主思潮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同时，也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权观取得了某种共识，从而形成了人权活动的国际化。
战后，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是世界民主化思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人权问题国际化的标志是《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这个伟大的名词写入国际文件，并纳入国际法的范畴。
它庄严宣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这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愿望。
１９４６年联合国成立人权委员会。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该委员会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共３０条。
第一条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它在重申近代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论之后，强调“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这就是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权利均无从谈起。
宣言确认这一点有积极意义。
宣言在确认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上还规定了各种个人权利和自由，同时，还规定了社会保障、免于失业、同工同酬、给薪休假、受教育和适度生活水平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这说明宣言是各种意识形态在战时特殊历史条件下妥协的产物，它是有历史的局限性的。
各国对宣言的解释各取所需。
某些西方大国从一开始就想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但该宣言毕竟是第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专门性的国际文件。
它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保护基本人权的具体内容和共同奋斗的目标，从而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２０年后各国将１２月１０日宣言发表的日期定为“人权日”。
世界和平运动 人权的实现需要和平的保障，所以世界人民在关注人权的同时，更加注重世界和平问题。
战后群众性的世界和平运动首先由文化界人士和各国知识分子发起。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在巴黎和各西方国家首次举行群众性的保卫和平和自由全国代表大会。
１９４８年８月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来自４５个国家的５００多位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举行了世界文化界人士保卫和平大会，并成立了国际联络委员会。
其中有法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及夫人、作家阿拉贡、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智 利诗人聂鲁达、英国科学家贝尔纳等。
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５日该联络委员会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及７５位文化界和政界人士联合发表宣言，致全世界各民主团体和全世界和平保卫者，建议召开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日至２５日，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布拉格举行①。
有２ ２８７名代表参加，代表７２个国家、１２个国际组织和１／４的世界人口。
大会宣言说：“我们，属于一切文化、一切思想和一切肤色的男女”，由于“人民正被卷入军备竞赛的危险中”，因此呼吁“要求原子能使用只限于为和平目的与人类福利…… 为争取民族独立与各国间的和平合作、各民族对其将来的自决权——自由与和平的重要条件——而斗争”。
以约里奥·居里为主席的“和大”常委执行委员会倡议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日举行“保卫和平国际斗争日”的群众运动，有６０多个国家响应。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９日该委员会又发表了以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为主要内容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形成了有５亿多人在宣言上签字的和平运动，反映了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
为了使和平运动经常化，１９５０年１１月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决定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４１７位理事均由各国著名的文学艺术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宗教界人士等担任。
理事会尊奉的原则是：“世界上不同的制度可以和平共处；解决各国间的争端应该通过协商和大家都可能接受的协议来实现；遵照民族自决的权利，一个国家的内部分歧只涉及这个国家的公民。
”这是对战后世界人民和平观念的概括。
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涌现出大量的反对侵略战争、渴望世界和平的文学艺术作品。
二、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的新发展 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无论是亚非拉国家还是欧洲国家；无论是被占领区人民还是非占领区人民都高举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法西斯战争也是一场世界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鼓舞了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勇气，促使原来已经存在的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有了新的发展。
它们主要是： 尼赫鲁主义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１８８９—１９６４），印度国大党主席。
他自称是甘地主义的继承人，但实际上尼赫鲁主义与甘地主义已有许多不同之处。
它不像甘地主义那样包含着许多宗教伦理内容，也没有把非暴力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它认为印度政治运动的最后目标不是自治而是完全的独立。
１９４４年尼赫鲁在监狱中写了《印度的发现》一书，指出：“在印度民族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能有最后的和平，虽然暂时的妥协和调整有时是不可避免的。
”他还强调：“在任何被奴役的国家中民族自由是最首要最基本的要求。
”但他又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
要么就作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他认为独立后的印度在领域上应继承英国在次大陆的殖民统治，所以在他的民族主义中还包含着一种大国扩张主义的危险因素。
他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主张各种反帝力量的联合和合作。
在对待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曾表示：“我 ①会议原订在巴黎举行，由于法国政府拒给一些国家的代表签证，结果在布拉格也同时举行会议，作为巴 黎会议的组成部分。
不喜欢共产主义者，”但又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哲学替我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
”他提出，“解决世界和印度问题的唯一钥匙在于社会主义。
”还提出了“如何使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任务。
这就使他的民族主义又加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
苏加诺主义 苏加诺（１９０１—１９７０），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创始人之
一。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因在万隆荷印殖民法庭上发表题为《印度尼西亚控诉》的辩护词而成名。
１９４１年他写了《苏加诺谈苏加诺》一文，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混合体”，提出“纳、沙、贡”思想。
（纳沙贡是印尼文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的缩略语）主张三种力量的团结与合作。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日他在印尼独立准备调查会上提出了“建国五原则”或“五基”：“第一是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第二是国际主义或人道；第三是协商制或民主；第四是社会繁荣。
第五个原则应该是：在信仰神道的基础上来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亚。
”他认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互相制约的，国际主义可以抑制狭隘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如果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就可以避免西方社会的许多弊端。
于是，他又将“五基”改变为“社会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信仰神道”，最后又将其归并为一个“互助合作”。
这一思想一直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和建国中的指导思想。
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东已兴起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二战期间在叙利亚又兴起了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
１９４０年由曾留学巴黎的大马士革中学教师米歇尔·阿弗拉克（１９０１—）和律师萨拉赫丁·比塔尔（１９１２—１９８０）筹建阿拉伯复兴党。
他们从泛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义出发，又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日耳曼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吸取某些思想，发表了《阿拉伯的统一高于社会主义》等小册子，提出“复兴阿拉伯”、“阿拉伯社会主义”等口号。
１９４６年在大马士革创办《复兴报》，１９４７年４月７日举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通过了党章，系统阐述了该党的基本理论和政治原则：（１）在阿拉伯本土范围内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和自由；（２）相信阿拉伯民族具有有觉悟、有创造力和有活力的特殊品质；（３）相信阿拉伯民族负有促进人道主义的特殊使命，即要有反对殖民主义的思想。
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公正的、理智的社会主义”。
这是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以伊斯兰教教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
这些主张后来被概括为“统
一、自由和社会主义”。
１９５０年阿拉伯复兴党与阿拉伯社会党合并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该党是泛阿拉伯政党，除叙利亚外，在伊拉克、约旦、黎巴嫩、科威特等国都建立了支部，所以，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在阿拉伯世界有广泛的影响。
泛非主义 战前已有泛非运动。
它是由美洲黑人知识分子发起的黑色人种思想启蒙运动。
１９１９至１９２７年在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１８６８—１９６３）的领导下曾举行过四次泛非大会，其纲领口号是：“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分散活动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主要是该运动与非洲大陆的反帝、反殖斗争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更明确的斗争纲领。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举行第五次泛非大会，杜波依斯任主席，来自西非的恩克鲁玛、东非的肯雅塔、南非的亚伯拉罕斯和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学者乔治·帕特莫尔负责各种会务工作。
共有２００余位代表，大部来自非洲，这反映了泛非运动开始以非洲人为主体，并具有了相当的群众性。
会议通过《告殖民地列强书》和《告殖民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书》，提出了积极的政治行动纲领。
过去，泛非主义主要强调恢复黑人的尊严和平等权利 等问题，强调请愿和呼吁的斗争方式，现在则强调“必须摆脱外来帝国主义的控制、取得政治和经济自由”，并主张采取罢工和抵制等积极的斗争方式。
会议首次提出了非洲统一问题，呼吁全非洲的团结。
泛非主义对非洲独立运动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泛非运动像是一座学校，培养了一代非洲独立运动领导人。
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 地区性强、派别林立，历来是拉美民族主义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拉美民族资本的发展，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稳健派或激进派的民族民主主义都有了新的发展。
战争结束时，尤以危地马拉的阿雷瓦洛的民族改良主义令人瞩目。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０日起义后，阿雷瓦洛当选为总统，他效法墨西哥卡德纳斯的改革方针，提出了反对美国垄断资本和封建大庄园制的改革措施。
与此同时，秘鲁的德拉托雷和哥伦比亚的盖坦的民众主义也颇有影响。
早在战前他们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１９４５—１９４８年德拉托雷领导的人民党在秘鲁国会两院中拥有多数；１９４６年哥伦比亚掀起盖坦运动，并拥戴盖坦为总统候选人。
１９４８年盖坦在第９届泛美会议上谴责美国干涉拉美内政，使其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
他们坚持民族独立和拉美团结的思想，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实行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
德拉托雷还提出了“拉丁美洲是属于印第安人的”的口号。
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实行议会民主和多阶级合作。
还提出过共产主义不适合拉美国情的论点，但是为了争取选票，并不反对与共产党合作。
随着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拉美民族主义派别也越来越多。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与社会主义潮流 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社会主义苏联作出的重大贡献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威望。
各国共产党人身先士卒、壮烈牺牲的爱国事迹，树立了共产主义者的光辉形象。
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驳斥了反动派对共产主义的诋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赢得了更多人的信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经过反法西斯战争的锻炼和考验，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方面走向成熟。
越来越多的爱国者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从１９３０年的１０万党员发展到１２０万党员，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１９３６年的３万人发展到１２０余万人，民兵发展到２２０万人，解放区的面积达到近１００万平方公里，人口近１亿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抗战期间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都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写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名著。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要作好上下两篇文章。
上篇是领导民主革命，下篇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
他说：“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
”①所以，这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应该指出的是，不少东方国家又从中国革命中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
例如，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回忆说：“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关系，中国革命对越南革命有着巨大的影响。
……依靠中国革命的经验，依靠毛泽东思想，我们进一步懂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从而使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
” 东欧社会主义的发展 欧洲是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曾经历过多次高潮和低潮。
战胜法西斯之后，出现了空前的高潮。
１９４４年东欧各国共产党有２５万党员，１９４８年超过了７００万党员，涌现出季米特洛夫、铁托等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发展是与全党和每一个党员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中所进行的艰巨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分不开的。
战争初期，南共有 １２０００名党员，尽管他们中有 ９ ０００人牺牲，但由于南共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战争末期党员人数猛增至１４１ ０６６名。
正像铁托指出的那样：“对党在解放战争过程中日益增长和加深的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党在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艰苦斗争中作出的重大牺牲之上的。
” 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都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建立起工人阶级统一阵线，进而又建立了更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
在共同的斗争中，许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党员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此前提下，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１日德国苏占区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共同声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联合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
１９４８年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也进行了合并。
合并前这些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纷纷宣布与极右派彻底决裂，并把他们驱逐出党，声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这种合并对于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来说，尽管有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它毕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欧的深入人心。
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在西欧，战后初期的反共逆流也遭到各国社会党左翼力量的抵制。
战前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的国际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因受希特勒的迫害而于１９４０年初停止了活动。
为了在战后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和各国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英国工党和流亡伦敦、瑞典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从１９４４年起在英国举行过多次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以恢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但都没有成功。
其主要原因是战时许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对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所了解，认识到他们都有共同的崇高目标，不愿与共产党人断绝联系。
例如，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等人就持这种立场，他们要求加强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这使得社会党国际的重建拖延了六年之久，直到１９５１年７月才宣告建立。
在西欧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争期间，共产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党员人数猛增，普遍增加一二倍，有的甚至增加五至七倍。
意大利共产党在被法西斯取缔前仅有４．２万党员，法国共产党１９３７年约有３４万党员，１９４５年分别增加到１７８万和９０．６万党员。
荷兰共产党３０年代约有 １５２０名党员，１９４７年猛增至５．３万名。
丹麦共产党战前有３ ０００名党员，战后发展到 ５０ ０００名。
芬兰共产党仅在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党员人数就从２ ０００人猛增了 １０倍；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在战争末期为５万人，比战前增加了６倍。
此外，战后初期各国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选票的比例也有很大增长，例如法共 １９３６年获得了１２．６％的选票，１９４６年这一数字上升到２８．６％。
各国共产党威望和影响的增长，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些国家中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
二战期间，美国共产党曾有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受到白劳德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
１９３４—１９４４年白劳德任美共总书记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９４４年４月出版《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鼓吹阶级合作和阶级和平政策以及“美国例外论”。
１９４４年５月，他在美共“十二大”上宣布解散美国共产党，另组一个非党组织——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
但是，以福斯特为首的多数美共党员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于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２８日召开特别全国代表大会，批判了白劳德主义，重建美共，１９４６年将白劳德开除出党。
美共的重建得到各国共产党的支持，白劳德主义也在国际共运中受到批判。
第二章 战后国际关系与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形成。
世界分为两极世界。
两极世界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组成的世界格局。
其特点主要是：（１）在两极世界里，美、苏及其盟国互相对抗和争夺，阵线比较分明和稳定。
虽然每一方的内部也有分歧和矛盾，但最终仍要服从于美、苏战略利益的大局；（２）在两极世界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作为对立双方的盟主，在国际事务中起主要作用；（３）美、苏“冷战”是斗争的主要方式，由此而表现为政治上的对抗，军事上的对峙，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经济上的割据。
两极世界是战后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给当时和以后的世界历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对战败国的处置
一、五国和约的缔结 五国问题的提出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之后，盟国对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特别是对战败国的处置问题成了当务之急。
这首先涉及对德、日两大侵略元凶的处置，也涉及对其帮凶和仆从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的处理。
德国和日本的处置问题事关全局，不易谈妥。
意、罗、匈、保、芬５个次要的前敌国问题则比较容易解决。
这５国在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４年间相继被迫退出战争，与反法西斯盟国缔结了停战协定，并不同程度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对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
这些情况与无条件投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
但是对这些国家的缔约过程也是矛盾与争端迭起。
美国认为，“意大利和约涉及到地中海力量的均衡，巴尔干和约则提出了控制东欧的问题。
”曾任巴黎和会美国代表团秘书的坎贝尔谈到美国和英国的意图时说：“在和约谈判中获得停战时期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在东欧大门口取得一个立足点。
”苏联的意图是在东欧和巴尔干确认停战协定条款，巩固反法西斯战果，同时向地中海扩大影响。
法国尚未具备三大国那样的地位，主要精力仍被国内所牵连，这决定了法国在这出戏中只能饰演配角。
伦敦外长会议 伦敦第一届外长会议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１日开幕。
苏、美、英、法、中５国外长出席。
主要争执是意大利殖民地的归属、的里雅斯特的处理和对罗马尼亚政府的承认等问题。
英国想独占意属北非殖民地。
美国主张由联合国集体托管，从而排 挤英国。
法国主张由意继续统治，以免影响毗邻的法属北非殖民地。
苏联认为在南方应有自己的出海口，提出对的黎波里塔尼亚 单独托管的要求。
关于意、南边界和的里雅斯特问题，美国主张的里雅斯特港主权属意而由国际共管；苏联主张归南斯拉夫。
关于巴尔干，美国代表团宣称，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未建立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政府并“得到美国承认”之前，其代表团将不讨论对这两个国家的和约。
英国代表团附和美国这一要求。
英国还要求恢复其在罗、保的多瑙河流域的经济利益。
苏联则揭露英国对希腊的干涉。
巴黎和会 自１９４５年９月伦敦外长会议正式开始和约的讨论，经过持续一年多的争论，先后召开了三次外长会议，到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９日才召开了有２１个国家参加的巴黎和会，①和会长达７９天，经过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最后各方作了一定的妥协，于１０月１５日和会闭幕时，通过了五国和约草案，作为起草和约最后文本的参考。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４日至１２月１２日，纽约四国外长会议根据大国一致的原则审议了巴黎和会的和约草案，最后制定了五国和约的正式文本。
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０日，各有关国家分别在５个和约上签字。
这种由激烈争论到僵持，到最终妥协的过程，一方面说明，解决大战遗留下来的对五国和约问题虽然较之解决对德、日和约要容易一些，但是在当时苏 ①除起草和约的苏、美、英、法4大国和中国外，与会的还有对轴心国作战的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荷兰、希腊、印度、加拿大、新西兰、挪威、埃塞俄比亚、南非联邦、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16国。
此外还邀请了曾以各种方式对德作战的一些国家以协商资格参加会议。
5个前敌国也派代表参加。
美英三大同盟国赖以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的基础开始瓦解，苏联与美英的矛盾日益公开化，和会中的斗争实际上成了业已开始的美苏冷战的最初征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时大国实力对比的基础上，实行妥协势在必行。
特别是美国当局越来越意识到，推迟对东欧各国缔结和约，只会进一步削弱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五国和约的基本内容 五国和约的结构大体相同。
基本内容是：（１）政治：所有和约均责成战败国保障本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禁止一切法西斯组织；审判战争罪犯，使五国非法西斯化和民主化。
（２）赔款：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希腊、埃塞俄比亚等有关国家支付赔偿。
（３）领土：的里雅斯特港东面较大部分归南斯拉夫，西面较小部分（“的港自由区”）由联合国管理。
“意大利对于它在非洲的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大利索马里兰各属地放弃一切权利”，但这些地区的归属未定，仍由英国管理。
意放弃《辛丑条约》规定的在华的“一切利益与特权”，并取消意在天津的租界权，放弃在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的“所有权利”。
关于罗马尼亚边界：确定为１９４１年１月１日原有边界。
匈罗边界应恢复到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的状况。
罗苏边界依照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８日罗苏关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协定和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９日苏捷关于下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协定划定。
①苏联获得比萨拉比亚后，成为多瑙河沿岸国。
芬兰疆界仍维持１９４１年１月１日原状。
苏联确认放弃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２日苏芬和约所给予的汉科半岛租借权；芬兰确认将贝柴摩省划给苏联，苏联从而与挪威接壤。
匈牙利疆界恢复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原状。
匈承认１９４５年６月苏捷协定，从此苏匈有了共同边界。
保加利亚保持１９４１年１月１日原有疆界。
确认罗把多布鲁加南部割让给保。
（４）军事：五国武装力量限于防务所需的最低人数。
清除某些永久工事和军事设施。
五国不得制造任何原子武器等。
五国和约是战争结束时欧洲军事政治形势在法律上的反映。
在大国妥协下，和约的缔结使欧洲大部分地区宣告结束了战争状态，巩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使得欧洲人民得以在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生活，在战争废墟上恢复家园。
和约还挫败了西方国家孤立苏联，控制罗、匈、保等东欧国家的企图。
这些国家在苏联帮助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和约中也包含有大国侵犯这些战败国领土主权的条款。
总起来说，五国和约是战后东西方大国之间既斗争又妥协的产物，其积极意义是主要的。
它的缔结是战时盟国在战后初期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此后，国际形势急转直下，美苏冷战完全取代了合作。
二、对德国的分区占领与纽伦堡审判 盟国管制委员会 如何处理战败国德国的问题，是二次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美苏斗争的焦点。
①根据协定，捷克斯洛伐克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割让给苏联，并入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
在１９４５年２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正式决定了苏美英对德分区占领，即英国占领西北部，美国占领西南部，苏联占领东部，首都柏林由三国共同占领。
同时达成协议邀请法国作为第四国参与占领，其占领地区从美、英占领地区中划出。
德国投降后，苏、美、英、法四国即分区占领了德国（包括柏林）。
四国总司令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任务是保证各占领区协调行动，并就涉及德国整体的主要问题作出决定。
但是，由于各占领国都想把德国问题的处理纳入本国战略方针的轨道，参加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四国代表又都拥有否决权，结果是盟国管制委员会形同虚设。
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美英和苏联都是各行其是。
唯一的例外是战后初期对德国战犯的公开的纽伦堡审判。
这是因为，在世界人民经历了二次大战空前浩劫之后，任何国家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为纳粹罪行辩护。
纽伦堡审判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０日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城开庭，开始了对２１名纳粹德国首要战犯的审讯和判决。
在这批被告的法西斯战犯中，有纳粹政权第二号人物“帝国元帅”戈林，有希特勒自杀前在遗嘱中指定为国家元首的邓尼茨，有“天字第一号犹太迫害狂”的施特莱歇尔，有参与杀害大批波兰人的弗兰克，还有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及协助炮制《我的奋斗》一书、１９４１年突然只身驾机神秘地飞往英国的赫斯，等等。
在经过长达１０个多月的审讯之后，１９４６年９月３０日，军事法庭依据大量确凿的证据，宣读了长达２５０页的判决书。
判处戈林、里宾特洛甫等１２名首要战犯绞刑，赫斯等３人无期徒刑，４人被判处１０—２０年有期徒刑，３人得到赦免。
判处德国政治领袖集团（即以希特勒为首组成的纳粹党组织机构）、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等为犯罪组织。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纽伦堡法庭正式闭庭。
纽伦堡审判基本上是一次公正的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给予侵略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应得的惩罚。
这次审判也是同盟国在战后一次重要的国际行动。
战后德国的去向 但是，大国在纽伦堡审判上的基本一致并不能保证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协调行动。
一旦问题涉及战后德国向何处去时，美英与苏联的固有的不同利益就明显暴露出来。
当时在苏占区，苏联对德政策主要着眼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
从安全方面讲，苏联认为必须对德国社会来一个根本性改造，以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
自１９４５年６月９日成立了负责占领管制和监督事项的军政府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消除法西斯势力，铲除军国主义，实行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的措施。
政治上惩办重要的纳粹分子，到１９４７年，共清洗纳粹分子３９万余人；大力支持当地革命民主力量，准许建立反法西斯政党，各地陆续建立了德国行政管理机构及各级地方自治机构。
经济上，没收战犯、纳粹分子的财产；解散垄断组织；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容克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使苏占区经济逐渐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苏联以受德国侵略而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为根据，坚持对德国采取严厉的赔偿政策。
在当时苏占区民生凋敝的情况下，大批拆迁德国的工厂设备。
到１９５０年底，苏联公布得到的补偿为７６．５８亿美元（西方估算为１２０亿美元）。
这对苏占区德国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生活改善产生了不良影响。
当时西方有三个占领区。
美英法三国虽然也是矛盾重重，但在对付苏联时又比较一致。
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遏制苏联，不再对德国 嫉恶如仇，而是想扶植德国，借助其物力、人力和战略地位推行自己的霸权政策。
于是，美国驻德军政府在本占区尽可能对纳粹战犯从轻发落。
它拒绝对工业家战争罪犯进行国际审判，同时，对确定犯有战争罪的７５％的人仅判处罚款，对２０ ％的人仅限制其选择职业或禁止担任公职。
它还设法重建资产阶级政党。
在经济上，没有对任何一个大垄断联合企业进行非卡特尔化，军事工业设施没有拆除。
美国力图保持德国原有工业结构，复兴德国经济。
同时，美国看到，要把德国扶植起来遏制苏联，单靠自己的占领显得力量不足，于是便积极策划美占区与英法占领区的合并。
美国合并占领区的想法最早见之于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６日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给美国政府的一封电报中。
克莱当时就估计到，合并占领区之议将遭到苏联以及一直想削弱德国的法国的反对，因此他在电报中提出，要是不能和苏、法取得一致，就敦请英国将其占领区和美占区合并。
英国在本占领区的对德政策，仍然是其传统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延续，即阻止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强国独霸欧洲。
它不愿彻底肃清法西斯分子。
同时企图占领德国西北部大工业地区，以制服它在欧洲最大的工商业竞争者，组织在英国控制下的西欧联盟。
但又苦于力不从心，同时认为强大的苏联比德国更加危险，何况德国强大也便于英国在欧洲实行平衡外交。
基于以上考虑，英国基本上追随美国的政策。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日，美英在华盛顿签订了将占领区合并为双占区的协定，１９４７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
这成为美国分裂德国过程中的一个严重步骤。
当时有些德国报刊已把双占区称为“准国家”了。
当时法国之所以未与美英占区合并，是由于法国在７０年中３次受德国之害，对德国的东山再起最为警惕。
为了从政治、军事、经济上控制德国，保证自己在西欧的地位，法国力主分割德国，共管鲁尔，由法国占领萨尔，并管理莱茵河左岸。
因此，它反对在德国西界确定前急于建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拒绝西方３区合并。
但是这种对德强硬政策缺少相应的实力作基础。
当时的法国实际上已经沦为二流国家，战争的破坏和战后初期的困难使法国不得不接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
这不仅意味着法国在经济上开始依附美国，而且意味着在政治上开始纳入美国对德政策的轨道。
１９４７年３、４月间，美英两国同意法国对萨尔区实行经济合并的要求，从而换取了法国在对德问题上的逐步合作。
这以后，法国对德政策发生了转折。
三、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 盟国最高统帅 日本投降后，如何依照盟国意图处置日本军国主义、铲除远东战争策源地，并在民主化基础上实现对日本的重建和改造，是世人关注的一件大事。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战后必须解除日本武装，严惩战犯，铲除日本的军国主义，清除战争工业，实现日本的民主化，使日本走上独立、民主、和平的发展道路。
但美国战后的对日政策，则是要实现多年来使日本臣服于美国的梦想，进而带来整个东亚地区“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美国政府决定要独占日本，其第一步是不容他人染指。
杜鲁门说，“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
我不想分割地管制或划分占领区。
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
他 坚持把日本作为一个整体由美国自行处置。
这就势必导致与苏联等国的矛盾。
日本投降后盟国曾就最高统帅人选问题进行磋商。
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建议最高统帅“由美苏将领各一人担任”。
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怒气冲冲地说，最高统帅不由美国人担任是“不可思议的。
”事后苏方收回其建议，并同中、英政府一起，同意接受美国提出的以麦克阿瑟为盟国最高统帅的意见。
受降区域划分 在对日军受降区域划分的问题上，美国也明显地表现了独占日本的意图。
８月１３日美国将它拟定的“总命令第一号”发给各盟国征求意见。
该文件把接受日本投降分为三大地区：中国、中国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地区（以北纬１６度为界）由中国政府军受降；中国东北、朝鲜北半部（以北纬３８度线为界）和库页岛由苏军受降；日本、菲律宾和朝鲜南半部由美国陆军受降。
此外，东南亚和印度支那南部地区由英、澳军受降。
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８月１６日斯大林复电杜鲁门，就美国的受降方案提出两点修改意见：（１）千岛群岛应归苏军受降；（２）将北海道北半部划归苏联占领，当地日军应向苏军投降。
美国同意整个千岛群岛包括在苏军受降地区之内，但是又宣布，“这些岛屿的处理必须在和约中决定。
”对苏联的第二个要求，美国坚决拒绝，并声称，日本本土各岛已由麦克阿瑟作出了受降安排。
８月１８日，苏军开始在千岛群岛，以及千岛的国后岛和择捉岛登陆，同时还出兵占领了日本北海道的色丹岛和齿舞岛，从而导致了战后日苏之间关于北方领土问题的争端。
在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军队以“盟军”的名义占领了日本全国。
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官”。
盟军总司令部的官员全部都是美国人。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９日美国政府发给麦克阿瑟的《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文件声称，其首要目标是“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
还单方面规定，关于对日政策，“各盟国之间如有意见不一之处，应以美国的政策为准。
”“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力应从属于最高统帅”，“美国的政策是要利用日本现存的政府形式”，“但以能圆满地推进美国的目标为尺度”，以促进最终建立的日本政府能“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的目标”。
这样，驻日美军司令不但成为日本的“太上皇”，而且凌驾于同盟国对日机构之上。
总之，美国这一文件的意图在于把日本置于美国独家控制之下，使战时盟国制订的对日政策美国化，使日本依附于美国。
远东委员会 美国独占日本的政策，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对。
经过争论，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英、苏达成协议，成立两个机构：在华盛顿设立远东委员会，由苏、美、中、英、法、荷、加、澳、新、印、菲１１国组成；在东京设立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由苏、美、中各派一代表，英、澳、新、印合派一代表组成。
由盟军最高统帅任主席。
远东委员会的职责是“制定日本于完全履行投降条件所规定的义务时应恪遵之政策原则及标准。
”在形式上，远东委员会位于盟军最高统帅之上，但是由于其决定必须通过美国政府和占领军总部去执行，最后决定权仍掌握在美国手中。
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只不过是最高统帅的咨询机构，并没有什么实权。
因此，该两委员会的建立实际上并未改变美国在日本的支配地位。
第二节 美苏“冷战”的兴起
一、美苏从盟国到对手的演变 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其全球扩张创造了条件。
美国的政治野心与它的实力同步膨胀起来。
杜鲁门上台后曾一再声称，“我们赢得的胜利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的肩头”，“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美国还因为独家垄断着原子弹而骄横不可一世。
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后来在形容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特征时写道：“原子弹的惊人的破坏力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我们的空军现在拥有决定性的武器，这种武器可以使美国从此以后建立对世界的警察统治，并迫使世界接受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 与此同时，美国在经济上也有向外扩张的需要。
《走向全球主义》一书作者安布鲁斯指出，“尽管国家在全世界保持着优势地位，但美国领导人在１９４５年夏对未来有三怕。
”一是政治上的，怕斯大林，也就是怕社会主义。
二是技术上的，怕原子秘密保持不住。
“第三怕是经济上的，随着和平的来临，经济会重新转向衰退。
避免经济萧条的途径就是增加对外贸易，但如果世界其它地区对基本工业实行国有化或者关闭其市场，美国就无法在海外竞争。
”这第三怕带有根本的性质。
当时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美国在外国经济形势面前反而变得脆弱。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是自给自足的，特别是在能源和钢的生产方面。
但是由于日益增长的综合经济与战后年代廉价能源的发展，美国就得日益依赖外国资源。
一位美国官员说，“资本主义主要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活动不开，就要彻底完蛋的。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战后美国需要开放世界市场。
就战后初期而言，美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
大量军事订货的消失和大批军人复员立即造成大规模失业的威胁。
五角大楼原计划两年内仅让２００万人退伍，但结果，由于一场争取士兵立即返回家园的运动，使得退伍人数一下子达１２００万人之多。
美国当权人物惊恐地看到如果不能维持充分就业，就可能再来一次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的大危机，那将威胁整个制度的安全。
这样，向全世界扩张，就成为美国维持其经济并从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需要。
这就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促使美国走上全球扩张的道路。
美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大财团和军人认为，凭着一手美元，一手原子弹，他们是可以做到这点的。
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取代１９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似乎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美苏关系的变化 但是，美国要实现霸权主义野心却遇到了严重的障碍。
正当美国的实力与扩张野心在战后达到空前高度时，苏联和世界各国的人民革命力量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美国看来，第一个也是主要的障碍来自苏联。
苏联经济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但它的军事力量却大大增强，军队人数近１１４０万。
战后仍保留三四百万人，并拥有精良的装备。
东欧一系列国家，在苏联的直接间接援助下，从德、意法西斯的桎梏下获得解放，并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是美国实现其称霸计划的一大障碍。
东欧的解放成了美国公开反苏的直接动因。
第二个障碍来自发展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国 家的进步民主力量。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欧洲许多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积极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赢得各国人民的普遍尊敬和赞扬。
战后初期，这些力量成为反对侵略，坚持民主进步的主力军。
显然，不把这股势力压下去，美国的全球霸权便会落空。
第三个障碍来自觉醒了的亚非人民。
大战期间被侵略的中国和亚非人民在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英勇抗敌，在战时同盟国武装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员由亚非国家人民组成，他们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成为战后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生力军，也是抵制美国霸权主义的新生力量。
美国把以上障碍最终归罪于共产主义和苏联。
美国当局认为，共产主义“成为世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
在任何地方发生的每一变动中，我们总能看到有‘莫斯科共产主义’在插手。
最初对共产主义的概念认为是一种国际阴谋，象章鱼那样身在莫斯科，触角则伸到世界最远的各个角落”。
正是由于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妨碍了美国的称霸计划，导致二战期间美苏同盟的破裂和美国对苏“冷战”遏制的开始。
二、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 东欧、伊朗和土耳其问题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已在考虑对付苏联的问题。
“遏制”这一词汇和概念，事实上从１９４１年起就充斥于华盛顿官员的头脑。
１９４５年４月上任的哈里·杜鲁门，在追求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上与罗斯福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他加紧把罗斯福纸上的“蓝图”转变为全面展开的称霸活动；把罗斯福同苏联战时的“合作”转变为战后以苏联为主要敌手；把罗斯福主要通过国际组织建立世界霸权转变为主要运用直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向外扩张。
他为制定一条以苏联为敌手的“冷战”和“遏制”政策进行了紧张的准备。
杜鲁门政府首先抓住东欧问题大作文章。
早在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在苏联的支持下，在卢布林成立了波兰人民代表会议（即卢布林政府），美国对此采取拒不承认的态度，继续支持波兰资产阶级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对于波兰在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３日成立以波兰工人党领导的华沙临时政府为基础的全国统一政府极为不满，大造反苏舆论。
１９４６年１月初，杜鲁门在一份备忘录里攻击苏联在波兰采取了“高压和专断的手段”。
他还攻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成了“警察国家”，扬言除非这两个国家有根本的转变，美国就不予以承认。
同年初，美国还利用苏联和伊朗、土耳其的争端以扩大事态。
苏伊争端源于撤军问题。
二战期间伊朗宣布中立，但德国人却在伊朗国土活动。
１９４１年８月苏英两国军队分别占领伊朗北部和中部、南部。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美军经英军同意后也开进伊朗。
三国在不同场合都一致同意在战争胜利后半年内撤出驻伊朗的军队。
届时，美英军队陆续撤出，苏军未动，并在苏军占领区成立了“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和“库尔德人民政府”。
伊朗政府派军前去镇压，被苏军挡回。
美英两次照会苏联，要求苏联撤军，被苏军拒绝。
苏联反问美国，美国在许多国家都有驻军，为什么对苏联军队暂缓撤出伊朗一事大惊小怪。
１９４６年１月，伊朗政府在美国默许下在联合国控诉苏联干涉伊朗事务，使苏伊争端成了联合国成立后首次大会审议的第一个问题。
英美立即支持伊朗。
苏联代表则予以反驳并激烈指责英国在希腊和印度尼西亚的暴行。
后来，苏伊通过会议达成协议。
５月６日苏军撤出伊朗，这次历 时半年的国际危机得以解决。
但美国立即趁虚而入，大举渗入伊朗。
１９４７年，美国向伊朗提供了 ２ ５００万美元的武器，并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帮助改组伊朗军队。
美国还以军援的方式，帮助伊朗在接近苏联边境的北部地区修建了军事设施和机场。
结果，伊朗成了美国对苏军事威慑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土纠纷开始于大战末期。
１９４５年６月，苏联向土耳其提出缔结苏土新条约的要求①。
包括把１９２１年割让给土耳其的土耳其东部的卡尔斯和阿尔汉达两地归还苏联，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陆海空军基地等。
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两国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美国貌似公允地支持土耳其政府，甚至于１９４６年２月派遣战舰“密苏里”号访问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耀武于黑海海峡。
接着向土耳其提供贷款，抛售船舶，企图通过土耳其去控制海峡。
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遏制”苏联的旗号下进行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铁幕”演说出现了。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 １９４６年３月５日，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名为《和平砥柱》的演说。
他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条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②。
在这条线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一般认为丘吉尔的讲话是“冷战”的第一枪。
这篇讲话无异于发出公开号召，要所有西方国家联合起来，依靠美国的实力，反对苏联和东欧各国。
其实，丘吉尔在杜鲁门家乡密苏里州放出这一枪并非偶然。
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前夕，美国当政者已纷纷为这第一枪而进行舆论准备。
１月间，杜鲁门在一份备忘录里明确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美国对苏联“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
２月间美国驻苏联代办凯南发回长达８ ０００字的电报，为当时杜鲁门政府正在实行的对苏强硬的“遏制”政策提供了详尽的理论依据。
电报认为苏联是“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
目前，这种努力限于某些邻近地区，如伊朗北部、土耳其”等地。
凯南认为，苏联“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如果美国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就可以迫使苏联退却。
凯南的“长电报”深深博得杜鲁门的赞赏，他立即被召回华盛顿。
海军部长福莱斯特下令复印电文，作为高级军官的必读文件。
当月，他就要求国务院允许派一支特遣舰队前往地中海，“支持土耳其抵抗苏联势力的渗透”。
由上可见，美国已决心彻底结束战时对苏合作政策，决定以武力为后盾，对苏采取强硬的方针，用武力以外的各种措施来“遏制”苏联，对苏进行“冷战”。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不过是美国统治当局借别人之口发出的第一个明白无误的“冷战”信号。
而苏联造成的苏土、苏伊争端则不仅给苏联与这两 ①苏联宣称，1925年12月17日签订的，后来在1935年11月7日延长10年的苏土中立条约业已过时， 应大加修改。
②“铁幕”一词源于戈培尔诋毁雅尔塔协定的一篇演说。
1945年2月23日他说，由于这个协定允许俄国占 领东欧和东南欧，势将使这些地区为“铁幕”所隔离。
“在这个铁幕背后，将开始对各民族进行大屠杀， 而这种屠杀还可能会得到纽约犹太人报纸的欢呼。
” 个南邻的关系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且被美国所利用，掀起反苏歇斯底里
和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
三、杜鲁门主义和“冷战”的全面展开 希腊和土耳其问题 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１日，英国政府照会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军事和战略上的原因，不应该允许希腊和土耳其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但由于英国国内经济困难，３月２１日之后，英国无法再给希腊和土耳其以经济和军事的援助，希望美国挑起这副担子。
杜鲁门立刻意识到，英国此刻已将左右世界局势这一任务移交给了美国。
这真是美国政府期待已久的天赐良机。
早在１９４５年９月召开伦敦外长会议时，杜鲁门就决定要宣布存在着一个分裂的世界，并表示美国决心要对其中的一个阵营进行圣战。
当时杜鲁门之所以没有宣布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主要是由于那时美国国内外人民钦佩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怀念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而结成的友谊，他们希望美国政府与苏联继续友好。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４日，当艾奇逊在讲话中含沙射影攻击苏联时，被人们嘘下了台。
１９４６年３月５日，丘吉尔在富尔敦发表演说后，美国纽约市区百老汇大街贴满了反对丘吉尔的标语。
群众还举行了抗议示威。
这说明反苏在当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何况，美国要部署全球战略尚需时间，不能不推迟杜鲁门主义出台的进程。
即使到了宣布杜鲁门主义的前几个月，美国仍然难以制造出正当理由掀起反苏浪潮。
甚至连凯南也认为，那时，“苏联根本没有任何方法来构成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单战后重建就明显需要几年的时间，俄国人渴望和平的心情是巨大的”。
艾奇逊私下里也说过：“俄国人不可能和美国打仗，‘除非他们真的疯了’”。
但美国却面临一个越来越难以驾驭的中间地带。
欧洲共产党势力正在扶摇直上，法国共产党人在战后首届内阁中担任部长。
希腊民主军愈战愈强。
英国王冠上的两颗明珠——印度和埃及的独立运动规模空前。
印度支那三国开展抗法战争。
其它一系列亚洲国家也在积极争取独立。
尤其是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处在全面反攻的历史转折点。
美国越来越惊恐地看到，这是对它自身的巨大威胁。
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对上述地区的控制。
长期担任美国政府经济顾问的阿道夫·伯利在１９４６年底说，美国的剩余物资，只有用在新兴国家，“对它们的物质建设起主导作用”时，才能消除“过去曾经毁坏了美国战前经济的‘繁荣和衰退相互交替’的周期病”。
在“繁荣和衰退相互交替”的威胁之下，１９４６和１９４７年美国的失业人数大大超过了１９４５年。
虽然当时靠重建欧洲维持出口，但欧洲人很快就缺少美元，付不起货款。
美国重新失去欧洲这一最重要的市场并面临欧洲动乱的前景。
特别是当时美国经济中的新因素是它正处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开端。
这场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使世界在时空上大为“缩小”。
这就为美国向外扩张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对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
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用于实现生产现代化方面的基本投资，从１４８亿美元增加到２２０亿美元。
科学技术革命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科学部门和产品的出现，这些部门要求有最高的出口定额，这些科学产品的大批生产只有在世界市场有保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但是美国从来都宣传其“外交政策的道德性和法律性是完美无缺的”。
它总要千方百计论证其全球扩张行为的正当性，而绝不肯承认这是为着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一己私利。
它在苦苦搜寻着这样的借口。
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１日英国政府的照会终于给美国政府带来了插手希腊、土耳其事务并论证其世界霸权主义的大好时机。
希腊和土耳其扼东地中海，地处国际交通要道的汇合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次大战前，希腊和土耳其一直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
二次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反法西斯占领者的战火中发展壮大。
１９４４年底到１９４５年初英国和它所支持的希腊政权，对人民力量进行了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使希腊人民武装斗争一度陷于停顿。
１９４６年，人民武装斗争再度兴起，使英国和希腊政权穷于应付。
希腊君主政体实行独裁统治并制造白色恐怖，在人民中间非常孤立，而希腊共产党则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
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８日，美国驻希腊调查团的马克·埃思里季惊慌不安地打电报给杜鲁门说：“一切迹象都说明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动向，共产党人要攫取（希腊）这个国家”。
在这种形势下，杜鲁门于接到英国政府照会之后，在２月２７日邀请国会两党领袖商讨对策。
副国务卿艾奇逊作了长篇发言。
他回顾了大战结束一年半以来美国“遏制”苏联的经历。
指出，现在“共产党人的压力”集中到希腊，几个星期内希腊就可能出现全面崩溃的局面；一旦“希腊和东地中海被苏联所控制，”必将对其他国家产生“破坏性的，或许还是决定性的”影响。
艾奇逊还把西欧和中欧共产党力量的发展统统说成是苏联的“渗透和颠覆手段”。
他危言耸听地说：“假如苏联成功地扩大它的控制到包括世界 ２／３的土地和世界 ３／４的人口，那末，美国就没有安全可言，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自由也都要保不住了”。
因此，美国必须采取措施去“加强那些受到苏联侵略或共产党颠覆威胁的国家”，说这不是为英国人火中取票，而是“保卫美国的安全，是保卫自由本身”。
这样，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们就以反苏反共意识形态掩盖其强权政治而得到两党支持。
正像一个美国官员所承认的，唯一的试图让公众接受的办法是坚定不移地抓住这个主题：共产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对抗。
杜鲁门主义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２日，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咨文并同时对全国广播。
说希腊遭到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一旦它作为独立国家“殒落”，不但将危及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地区，而且将给欧洲一些“力争维持其自由和独立地位”的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他把希、土危机比喻为希特勒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再现。
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营垒，美国负有领导“自由世界”的使命。
他诬指“极权主义”和任何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危害着美国的安全”。
声称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试行的征服活动；必须帮助各国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
他要求“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在至１９４８年６月３０日截止的期间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４亿美元的援助”，同时要求选派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增援。
杜鲁门自己解释这篇咨文时说：“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这项政策声明很快地便开始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
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可见，杜鲁门主义远不止是援助 希、土的一项具体的政策声明，而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扩张美国势力的宣言，是对苏联发动全面“冷战”的宣战书。
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转变的完成。
它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已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的影响，开始由局部扩张转变为全球扩张的时代。
“柏林危机” 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和加深，美国及追随其后的英国，和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发展。
作为冷战的产物，德国被一分为二已在所难免。
为了使法国在分裂德国问题上和英美一致，美国继续推行压拉相济的策略。
一方面利用“马歇尔计划”使法国在外交上就范；另方面于１９４７年底宣布通过萨尔宪法，从法律上保证萨尔并入法国，促使法国进一步改变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同意法占区与美、英占区合并。
１９４８年２月至６月召开了美、英、法、比、荷、卢６国伦敦外长会议，提出了一个分裂德国的“伦敦建议”，主要内容是：双占区与法占区协调经济政策，共同管制对外贸易，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制定宪法。
伦敦会议的中心是成立西德国家，分裂德国，并以西德为中心复兴西欧，达到把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欧全面纳入美国战略轨道的目的。
“伦敦建议”公布后不久，６月１８日，美英法宣布从６月２１日起在西占区实行单方的货币改革。
规定西方占区将发行一种新马克即“Ｂ”记马克。
这是正式分裂德国的第一个重大实际的步骤。
对于西方背着苏联搞币制改革，苏联军管当局于６月１９日提出抗议，军事长官索洛科夫斯基发表《告德国民众书》，谴责美英法三国“推行肢解德国的政策”。
６月２２日，苏占区也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新的“Ｄ”记马克，并于６月２４日封锁柏林，全面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
这就出现了所谓第一次“柏林危机”。
国际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形成了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
不过，苏联在具体做法上留有余地，仍然保持了从西德通往柏林的三条走廊的畅通。
美国当局认为苏联实行封锁柏林，是为了阻止西德国家的建立，但他们却企图用冲破封锁来显示分裂德国的决心。
６月２９日，美国开始实行空运，派出大批飞机向柏林２５０万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煤和各种日用品。
在柏林被封锁的一年中，据统计，总计飞行２７７ ７２８架次，空运货物 ２１１万吨。
在西方占区和西柏林之间架起一座“空中桥梁”。
同时，美英法对苏占区所缺的钢、焦煤、电力等实行反封锁。
尽管美国已摸透苏联不会轻启战端，却仍然渲染大战将临，利用“柏林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加快分裂德国的步伐。
自１９４８年下半年起，美英法三国占领当局负责起草占领法。
同年９月，西方占区组成由阿登纳为首的６５名州代表参加的议会委员会，主管临时宪法即《基本法》的拟订工作。
１９４９年５月８日，德国议会委员会通过《基本法》。
５月１２日，西方三国军事长官在法兰克福批准《基本法》，同时公布了《占领法》。
《占领法》与《基本法》的问世，标志着西德政府结构基本确立。
苏联知道，封锁柏林已不能阻止建立西德国家的进程，便于５月１２日宣布撤销封锁。
延续１１个月的柏林危机结束了。
５月２３日，在美、英、法３国代表参加下，西德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９月２０日这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波恩。
阿登纳总理组成了第一届联邦政府。
９月２１ 日《占领法》生效，它使西德享有自治权，美英法三国根据占领法规，保留管制联邦德国外交、外贸、国防等权力。
至此，美国完成了分裂德国的步骤。
在西占区准备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过程中，德国东部也抓紧成立东部的德意志国家的工作。
苏占区于１９４９年５月３０日通过了宪法。
西德政府成立后，１０月７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生效，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皮克为总统，格罗提渥为总理。
取代苏联军政府的苏联管制委员会对民主德国的外交、外贸等方面进行监督。
从此，在德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德国。
这对战后欧洲和整个国际局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节 两大阵营的形成
一、美国的全球性进攻态势 杜鲁门主义的特点及其运用 杜鲁门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意识形态的辞藻来掩盖其全球扩张。
其中有两句话是要害所在。
一是，“在目前世界历史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选择一种”。
二是，“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企图的征服”。
正是在这种借口下，美国把美国的“民主生活方式”和“苏联的极权主义生活方式”对立起来，吓唬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发动对苏“冷战”和对社会主义的包围，以及对革命运动的镇压。
杜鲁门主义发表后，美国就加紧了在全球的扩张和进攻。
对苏联，美国公开宣布苏联为敌手和对苏实行“遏制”和“冷战”政策。
其实质是将苏联势力“遏制”在其本土和东欧的范围内，不准苏联染指其他地区的事务和干预美国的扩张行动，即所谓对苏“钙化”政策。
同时，以反苏反共为名镇压各地革命运动，而将盟国的对外政策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
对西欧，美国在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思想指导下，推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三部曲”。
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２日，美国援助希、土法案经参众两院通过并由杜鲁门签署成为法律。
以后半个月，美国提出了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
接着又加紧筹划建立联邦德国政府。
１９４９年４月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从而加强了对欧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面控制并把欧洲国家推向抗苏第一线。
对亚非拉，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
首先巩固对“后院”拉丁美洲的控制，解除向更遥远地区扩张的后顾之忧，并将该地区作为向外扩张措施的试验场。
在亚洲，支持援助法国和荷兰、英国，分别在越南、印尼和马来亚发动血腥的殖民战争，美国则亲自镇压菲律宾人民武装。
美国特别把中国看作是“确保亚洲安全”的“中心”和遏制苏联的重要基地，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大力资助蒋介石发动和扩大内战。
遭到惨败之后，又发动侵朝战争，同时逐步放宽对日占领政策，竭力把日本变成在远东遏制“极权主义”的重要阵地。
美国还于１９４９年初抛出“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的计划”，试图利用其经济、技术优势，拉拢亚非拉国家和人民，扑灭该地区的革命运动和排斥老牌帝国主义的势力，为美国的资本输出铺平道路。
但是，美国这种按照杜鲁门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全球进攻态势，从一开始就预伏了侵蚀自身的因素。
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借口所进行的全面出击，包打天下，必然使美国把手越伸越长，摊子越铺越大，直到四面碰壁，才会发现自己的“力量限度”。
这是美国由杜鲁门主义开始所走过的一条外交轨迹。
马歇尔计划的推行 既然欧洲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点，因此在杜鲁门主义的招牌下，美国首先向欧洲扩张。
马歇尔计划可以说是杜鲁门主义的第一次大规模运用。
战后欧洲的形势相当严峻。
饱受战争浩劫的西欧，满目疮痍，生产凋敝，黄金外汇储备枯竭，原料、燃料和生活必需品奇缺。
在１９４６年底又突然遇上了百年罕见的严寒，人民饥寒交迫。
西欧的唯一大国——英国的政府，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０日发表白皮书公开承认：“不列颠处于极危险的境地”。
它缺煤， 缺粮缺电，开春以后又遇洪水为患，全国工厂有一半停工。
美国国务院官员约瑟夫·琼斯惊喜参半地说：“大不列颠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已经完蛋了”。
西欧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经济崩溃的迹象。
法国居民每日口粮只有６盎司，德国的英美双占区的工厂有３／４关闭，物价飞涨。
严重的经济状况引起社会动乱。
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当时西欧左派和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强大，特别是法国，第四共和国的首届内阁中有４名共产党部长，包括国防部长。
当时法共拥有法国选票的１／４，几乎全部是工人阶级的选票。
在意大利，意共拥有１／３的选票。
这些不仅使西欧统治阶级惶惶不安，也使美国统治阶级忧心忡忡，认为欧洲正处在苏军接管和共产党造反的边缘。
他们更加认定，复兴欧洲乃是关系美国称霸世界的全局问题。
因此，为了稳住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上政治上进一步控制西欧，并由此对苏进行“遏制”，同时也为了摆脱美国统治集团已预感到的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在杜鲁门的授意下，国务卿马歇尔研究炮制了一个所谓“解决欧洲问题的建议”，即后来的“马歇尔计划”。
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
他一开始就强调欧洲的经济困难，说欧洲是一片废墟，补救办法在于美国的援助。
他指出，“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
美国“政策的目的是恢复世界上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
“由于各种危机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援助放在零星付给的基础上。
美国政府将来给予的任何援助应该是根治疾病的药品，而不应该是暂时止痛的镇痛剂。
任何愿意协助完成恢复工作的政府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
任何图谋阻挠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们的援助”。
最后他讲到这是欧洲人的事，欧洲必须首先倡议，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提出通盘复兴方案，然后美国尽力支持这个计划。
马歇尔计划是杜鲁门主义的延续和扩大。
如果说杜鲁门主义是个政治纲领，那么，马歇尔计划则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
杜鲁门后来也解释说：“杜鲁门主义的意识形态——军事承诺与马歇尔计划的经济义务是一个胡桃的两半”。
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与杜鲁门主义相比，马歇尔计划“删掉”了“关于共产主义的明确提法”，强调“计划”的目标是“战胜饥饿、贫困和混乱”。
因此，“各国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计划，就无异站到赞同饥饿、贫困、自暴自弃和混乱的地位上去了”。
“从宣传的观点看来”，这样做“对于那些内部有强大共产党的国家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可以说，马歇尔计划是一种更隐蔽更精巧的杜鲁门主义。
“马歇尔计划”提出后，立刻得到西欧各国特别是英法的响应。
在马歇尔发表演说后，英法随即接触，商定召开欧洲会议的计划。
根据马歇尔计划设计者的授意，英法决定联合邀请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参加６月在巴黎召开的欧洲国家准备接受马歇尔计划的预备会议。
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
这样既可以避免遭致像杜鲁门主义那样的公开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全面战争中，战火遍及四大洲、四大洋，席卷全世界８０ ％的人口和８４个国家，几乎地球每个角落都感受到战争的影响。
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智能和资源利用，为战后的高科技革命发展准备了条件，而这次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宇宙飞行、核能、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导致了社会的大变革。
战争的深远影响还在于它加速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大社会，凡自外于国际社会而闭关自守的国家便会落后；战争又使世界多样化的趋势和统一性趋势相伴随而发展，其大者如两大阵营、三种国家及国际格局的多极化，等等。
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随着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将逐渐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在历史进程中把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更加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
历史真正形成为世界历史。
第一节 世界经济的变化
一、世界经济统一性的加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经济的统一性趋势的增长 统一性和多样性是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特征更为突出并有许多新的表现。
世界经济是世界各国的经济由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而形成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整体，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世界统一性的主要表现。
世界经济并不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
它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及其工业革命的发展而产生，到了２０世纪初期，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才随之出现；更由于国际分工、国际投资、国际交换的扩大，遂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世界经济。
不久，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打破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体制同时并存的世界经济。
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各国盛行贸易保护主义，纷纷高筑贸易壁垒，签订双边协定，放弃统一的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普遍实行纸币流通制度，出现了英镑区、法郎区、美元区等货币集团。
各集团内部规定货币比价、波动界限、货币兑换与支付原则，集团内部的黄金外汇储备集中保管，对外国际支付严格管制。
法西斯集团兴起后更加大了这种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分割局面。
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扩大和法西斯集团的崩溃，为重建世界经济的统一性创造了条件。
苏联加入反法西斯阵线，使得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空前地密切起来。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经济是开放的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中产生出来的，在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等方面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历史联系是不能完全割断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国际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资。
所以，两者是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的关系。
但是，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奉行反苏政策，阻碍着两种经济在统一性方面的发展，直到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后，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美国是在苏维埃政权诞生１６年之后，才承认苏联的。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苏德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宣布“美国决心在可能范围之内，全力援助苏联。
”同年９月２９日至１０月１日，苏美英三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了在短期内向苏联提供援助的议定书。
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包括苏联在内的２６个联合国家发表共同宣言，强调了经济合作问题。
接着，在５月和６月又签订了苏英条约和苏美协定，其中不仅规定了双方战时的相互援助，而且还谈到了战后的合作互助问题。
１９３９年苏联从美国的进口贸易额为５ １５０万卢布，１９４６年增至２１ ３００万卢布。
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战时盟国提供了约５０６亿美元的援助，其中供应苏联约１１０亿美元，约占２２％。
虽然美、英、加拿大向苏联提供的军事工业产品只占苏联战时工业总产量的４％，但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 为了恢复受战争破坏的各国经济，稳定各国汇率，平衡国际收支，促进非歧视性贸易的发展，在战争后期美国和各盟国都希望能在战后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利用其自身资金和组织来的私人资本为各国生产项目提供贷款，也希望缔结统一的关税贸易协定，以消除国 际贸易的障碍。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在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上，美国代表赫尔提出了一份关于国际基本经济政策的备忘录，建议盟国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研究国际经济合作问题，得到苏联的赞同。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日至２２日，来自美、苏、中、法等４４个国家的７３０名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大旅社举行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
经过三周的协商讨论，尽管大国之间矛盾重重，中小国家对漠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表示不满，但会议最终还是通过了三个重要文件：《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及其附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决定成立两个国际金融组织，总称“布雷顿森林体系”。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包括中国在内的２９个国家的代表（不包括苏联），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布雷顿森林协定签字仪式，宣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正式成立。
这是两个在业务上保持密切联系的姊妹机构，总部均设在华盛顿，成员国陆续增加。
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５日世界银行正式开业，１９４７年１１月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
一。
它的宗旨是：为成员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提供和组织长期贷款；为私人银行向各成员国的长期贷款提供担保，以促进资金流动。
资金来源包括成员国认缴份额、借款、发行债券、利息收入、将银行贷出的债权转售给私人投资者等。
最初的核定资本为１００亿美元，此后一再增资。
每个会员国都有２５０票的基本投票权，此外，每认缴１０万美元资本可增加一股，同时也增加一票。
认股后实付股款１０％，其中１％付外汇，９％付本国货币，其余９０％为待交股本。
美国认缴资本最多，一开始就掌握１／３的表决权。
战后初期银行的主要借款人是西欧各国，后来逐渐转向亚非拉国家。
银行组织也随之调整。
①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业。
同年１１月１５日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
一。
其宗旨是：商讨和促进国际货币合作，通过提供中、短期资金解决会员国国际收支中出现的暂时不平衡，消除各国的外汇管制，促进国际汇兑的稳定，以便利国际贸易的发展。
基金来源于各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其大小由基金组织根据该国的黄金外汇储备，进出口贸易额、国民收入等几项指标提出，经与会员国磋商而定。
交纳份额的２５％为黄金或特别提款权， ７５％为本国货币。
会员国所占的份额越大，在该组织内享有的权利也越大。
每个会员国的基本表决权为２５０票，此外，每投入１０万美元增加一票。
最初，基金总额为８８亿美元，后多次增加，②会员国也不断扩大。
它们的权利是：在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可按照所缴份额的一定比例向基金组织借用外汇，期限为３至５年；它们的义务是承担实行固定的汇率制，外汇交易不得超过黄金官价（３５美元等于 １盎司黄金）的 １％；在外汇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该组织的监督。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从１９４３年起，美、英等国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酝酿成立国际贸易组织。
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支持下，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
１９４７年４月筹委会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就美国提出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进行讨论，但未被通过。
后来筹委会根据其中部分条文拟定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同时草拟了关税减让 ①世界银行于1956年7月24日增设了国际金融公司，1960年9月又设国际开发协会作为附属机构，主要 经营对发展中国家的业务。
50年代有60多个成员国，70年代以来增至140多个。
②到1958年有67个会员国，基金总额为91.93亿美元，1982年有142个会员国。
最后议定书作为总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年１０月３０日美、英、中、法等２３个国家在协定上签了字①，１９４８年１月１日生效。
由于“组织宪章”未能通过，所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而只是国际性的多边协定，它与联合国有关系，但不是其专门机构。
总协定的宗旨是：减少关税和贸易障碍，取消歧视待遇，充分利用世界资源，促进各国生产；扩大国际交换，创造就业机会，保证实际收入，增加有效需求。
每年缔约国召开一次大会，就国际贸易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谈判，特别是对主要商品的税率进行协商达成减让协议，以贯彻最惠国待遇原则。
所以，总协定既是一个调整各国贸易关系的法律框架，又是一个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争夺市场的场所，同时还是一个调解和解决争议的机构。
总协定缔结后，多次进行减税谈判②，这对国际贸易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战后初期的汇率波动和经济动荡，增加了投资，扩大了世界购买力，也促进了世界贸易。
它们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因而被公认为调整当代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的三大支柱。
但它们存在的共同问题是美国在其中有特殊地位，国际贸易和国际金汇兑本位货币制度对美国的依赖，势必产生许多矛盾，严重地限制和削弱了它们的作用。
然而，尽管如此，这三大支柱的出现标志着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开始，反映了世界经济朝着体系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二、世界经济多样性的新局面 战后世界经济在走向统一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多样性，它的具体表现就是“两种体系、三种国家”的出现。
“两种体系”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三种国家”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每一种国家中又可分为各种类型。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 战后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在欧亚大陆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社会主义越出了苏联一国的范围，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系。
由于历史背景、社会基础、革命道路、过渡政策的不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１．苏联型：战前苏联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工业生产达到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与德国的经济实力大体相当，但整体经济技术水平仍较落后。
战争给苏联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约２７００万人丧生，莫斯科和伏尔加河以西的 １７１０座城镇、３１ ８５０ 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1958年时增至37个，1979年为84个，临时成员国3个。
1990年增至96个，另有3O多个国家参加活动。
它调整着85％以上的世界贸易。
我国为总协定发起国，但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未与之发生联系，1986年恢复了合法席位。
现我国85％以上的外贸是与总协定缔约国进行的。
该协定曾经过多次修改，1955年修改后为35条，现为38条。
②1947—1993年共开过8次关税会议，每次都议定了各会员国同意彼此免税的具体项目。
8次会议的召开日期与地点是：（1）1947年4—10月在日内瓦召开；（2）1949年4—10月在法国安纳西召开；（3）1950年9月—1951年4月在英国托奎召开；（4）1956年1—5月在日内瓦召开；（5）1960—1962年在日内瓦召开；（6）1964—1967年在日内瓦召开；（7）1973年在东京召开，1979年在日内瓦结束；（8）1986—1993年在乌拉圭召开。
个工业企业、６５ ０００公里铁路被毁坏、３０％左右的国家财富化为灰烬。
但是，苏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战时能够迅速集中全国一切人力物力适应战争需要，有计划、有效地把国民经济全面转入战争轨道，顺利实现了工业生产基地的东迁。
１９４４年的工业产值已达到战前１９４０年的１０３％，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战时进一步强化，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战后的经济恢复中仍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但这种体制的弱点是农业和日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再加上战争的影响，１９４４年苏联的农业生产指标只及１９４０年的５４％，１９４９年时才接近战前水平。
此外，市场经济不发达也是战后苏联经济面临的一大问题。
２．东欧型：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随着希特勒在东线的溃退和苏军的挺进，东欧和中南欧各国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以无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各国爱国阵线或民族民主阵线通过武装抵抗运动推翻了法西斯附庸政权，或被占领下的法西斯傀儡政权，建立起了人民民主政权。
它们是：波兰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３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４年９月９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５年４月４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１９４５年５月９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９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７日）。
这些国家除民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外，战前都是落后的农工业国家，外国垄断资本和国内的封建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历史上与西方国家有较密切的经济联系。
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外，普遍实行君主专制制度。
战争给这些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
波兰有６００万人丧生， ４０％的国家财富，相当于两代人的劳动成果荡然无存。
南斯拉夫死亡１７０万人，４０％的工业企业被毁，近３０万农户破产。
战后东欧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同时通过没收法西斯占领者、追随者及外国垄断集团的财产，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奠定基础；而且还通过土地改革、民主化改革及经济计划措施改造封建的、大资产所有制，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这是东欧地区划时代的历史性变革。
３．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型：反法西斯战争也为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蒙古的新型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１９２４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直到１９４６年其独立地位才得到国际承认。
１９４５年越南爆发了八月革命，在胡志明领导下９月２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北部朝鲜，随着日军的投降，建立起以金日成为首的人民民主政权实体，直到１９４８年９月９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才宣告成立。
在中国，八年抗日战争使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发展壮大，正是在此基础上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这几个国家都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共同的特点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都进行了各种民主主义改革，实现工业化，发展现代化的生产力。
但是，由于外部势力的武装干涉，在它们建国后的相当时期内，为了巩固政权、争取国家统一的政治任务要大于经济建设的任务，这是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有所不同的。
发展中国家及殖民地经济 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演变而来的民族主义国家，最初被称为不发达国家。
就其经济性质而言，应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是在战后，由于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多，它们反对帝国 主义、殖民主义，积极创建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一种新型经济体系。
它的特点是：（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即地球的南部，土地面积约占全世界的 ２／３，人口约占全世界的３／４，农矿资源丰富，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２）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经济命脉受外国资本控制，所以，取得政治独立后，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肃清殖民主义势力，谋求独立的经济发展。
（３）殖民统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这些国家的经济十分落后，且畸形发展，普遍存在单一经济，农村中普遍存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文盲众多，科技水平较低，发展现代化民族经济将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由于地区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就大战结束时的情况而论，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１．拉美型：战争结束时，拉美的民族独立国家最多，它们多数在１９世纪取得独立，但经济上始终没有摆脱殖民主义的羁绊。
战前只有墨西哥等少数国家实行了国有化措施，发展民族经济。
大战期间，趁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之机，许多拉美国家没收轴心国企业，赎买英法垄断资本控制的工矿、石油企业和公共事业。
特别是拉美各国都参加了反法西斯联盟（唯阿根廷参加较晚），为盟国提供战略物资和粮食，这又大大促进了民族工业和出口贸易的增长。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巴西的钢产量增加了两倍，墨西哥增长了一倍，在化学、纺织、冶金、机器制造等工业中都建起了新型企业。
各国的黄金、外汇储备从１９３９年的７亿多美元增加到１９４６年的３０多亿美元。
拉美国家从此由农业国变为农工业国家。
战争给拉美带来的另一变化是美国在“泛美合作”的幌子下排挤了欧洲帝国主义在拉美的势力，进一步控制了拉美。
１９４５年３月在墨西哥的查普特佩克城堡举行的泛美会议上通过了《美洲国家经济宪章》，即美国提出的《克莱顿计划》，拉美各国接受了所谓“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企业”三原则，从而为美国资本大量涌入拉美铺平了道路，使拉美成为美国的“后院”。
２．中东型：战前，中东的独立国家有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埃及、伊拉克、沙特、也门。
黎巴嫩在战争中赢得独立（１９４３），叙利亚、约旦也相继宣布独立（１９４６）。
所以，到战争结束时中东的独立国家之多仅次于拉美。
除埃及、土耳其、伊朗有少量现代工业外，都是以农业或农牧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拉美国家。
但中东是联结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枢纽，经济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为战时盟国与轴心国激烈角逐的战场。
尽管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宣布中立，也未能摆脱战争的威胁，战争同样给它们造成经济困难。
中东是“世界石油宝库”，战前，国际石油公司主要在两伊采油，战时，又在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大量开发石油资源。
石油成为战后中东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大国争夺的主要对象。
为了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利益，为了维护主权和独立，经埃及倡议，１９４５年３月在开罗成立了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了联盟宪章，以协调彼此间的政策，加强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合作。
３．东南亚、南亚型：战前，这里除泰国外，全都是殖民地，分属英、法、美、荷等国。
战时，印度以东地区处于日本法西斯的蹂躏之下，而印度和南亚各国则在人力、物力方面给盟国很大的支援。
战争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加剧了人民的苦难。
当战争结束时，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民 族矛盾异常尖锐，加之，民族资本在战争期间有所发展（如印度），这就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准备了社会基础。
战后初期，正是从这些地区诞生了第一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
４．非洲型：４００年的奴隶贸易和最残酷的殖民统治使黑非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低、最贫穷落后的地区。
除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保持着形式上的独立以外，其他地区都是英、法、葡、比等老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南非一直处于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之下。
非洲被卷入战争并成为战场，宗主国对非洲战略资源和农业原料的掠夺客观上却提高了非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据统计，二战期间，非洲供给世界所需铀的１００％，工业用钻石的９８％，钻的９０％，黄金的５０％，铬的３９％，钒的２４％，锡的２２％，锰的１９％，铜的１６％，铂的１３％。
随着现代化工矿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成份和新的阶层，成为民族主义成长壮大的社会基础，使战后非洲成为继东南亚、南亚之后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又一地区。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 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经过战争的较量，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它们的情况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 １．德意日战败国。
这场战争以法西斯集团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它们的人员和物质损失是十分惨重的。
日本在战争中耗尽了它１９４５年前十年的全部财富积累；德、日的所有大城市几乎成为一片瓦砾；人民流离失所，仅柏林一地的难民数就达８００万。
这些国家早从３０年代起就建立起了反动垄断资本集团与法西斯国家机器结合在一起的、高度集中的军事经济体制，后又将被占领国的经济也纳入这一体制。
为了利用那里的劳力、设备和原料，许多产品的初加工过程在被占领国进行，就连德国的粮食都要由被占领国供应，因而，战争的失败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崩溃。
企业停产、交通阻断、外贸停止、通货膨胀，食品危机都十分严重。
１９４５年９至１１月仅东京就有３００人饿死。
德国的报纸刊出了妇女儿童在美军营地的垃圾堆里寻找食品的图片。
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美英与德国垄断资本间的历史联系，德国一些重要的工业设备有意识地得到了保护，损失不大。
如机床受损仅６．５％，炼钢能力的损失不到１０％，约３／４的厂房尚可使用，大部分乡村、小镇未受到破坏。
就经济受损程度来说，远不如苏联、东欧国家严重；战时日本的工业军事化也为其战后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其受损程度而言，远不如中国等国严重。
２．英法等战胜国。
这些国家虽是战胜国，但受到严重削弱，大量的军事开支和战争的破坏使他们失去了以往的富有和在世界经济中的显赫地位。
这正如丘吉尔所形容的那样，战争带给他们的是“胜利与悲剧”。
英国的国民财富减少了１／４，对外贸易削减了 ２／３，外债由 １９３９年的 ４．７６亿英镑增至１９４５年的 ３３．５５亿英镑。
法国的铁路运输大部遭到破坏，约５０万座建筑物被毁。
战争结束时，这些国家普遍存在财政危机、外汇短缺、货币贬值、黑市猖獗、物资贫乏等问题，国民经济呈现出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
应该指出，战争给西欧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毁灭性的。
英国的工业中心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相反，战争期间还发展起了航空、化工等新型工业；法国的生产设备只有１０％被毁，１９４４年的农业收成仍达到战前水平的８０％。
正因为如此，二战后西欧国家用于恢复经济的时间比一战后缩短了一半。
３．经济有所发展的中立国和战胜国。
英属自治领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战时随英国加入反法西斯阵线，但其国土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
而且成为向盟国提供武器装备、战略原料和粮食的生产基地。
战时澳大利亚的矿产品增长１倍，羊毛出口增长３倍，小麦出口增加５０％，重工业、机器制造和造船业迅速发展，从农业一原料国一跃而为工业一农业国。
１９４４年加拿大的工业产量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排第三位，仅次于美英。
战时的欧洲中立国，主要是瑞典、瑞士，由于它们与战争双方都进行贸易，接受双方的订货而使黄金储备迅速增加，并发展起许多新型企业。
１９３７年，瑞典的出口额为５１１０万美元，瑞士为２９６０万美元。
但到１９４６年分别增长到７０８０万美元和６２５０万美元。
４．呈现“战争景气”的美国。
在参战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不仅因本土远离战场而没有遭到破坏，而且还大发了一笔战争横财。
战时经济急速膨胀，仅１９４３年的军火生产产值就等于苏联、德国、英国三国的总和。
美国是这场战争中唯一的“暴发户”。
三、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确立 １９世纪曾形成以英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体系瓦解，但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尚未形成。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美国完全取代了英国的地位而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工业方面 美国拥有了强大的工业力量。
过去英国是“世界工厂”，现在美国取代英国也是从建立工业优势开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罗斯福总统发表了“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的“炉边谈话”。
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１日又签署了租借法案。
大量的军事订货和向世界各地出售军火，使美国各大工厂的装配线日以继夜地转动，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固定资本不断更新。
１９３８—１９４３年，工业生产年平均递增率为１２．７％，工业产值翻了一翻。
据统计，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间美国钢的总产量为５．１１亿吨，英国为０．９９亿吨，苏联为０．９３亿吨，德国为１．８７亿吨，日本为０．４８亿吨。
同期，美国的石油总产量为１４．６亿吨，英国为０．９３亿吨，苏联为１．７２亿吨，德国为０．４６亿吨，日本为０．２亿吨。
由此可见，美国的工业产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１９３７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 ４２％， １９４５年增长到６０％，这种优势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英国。
在战后的经济恢复中，无论原反法西斯民主国家，还是法西斯战败国及其仆从国，都必须依赖美国的工业品和设备。
货币金融方面 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形成。
英镑曾是资本主义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直至二战前，４０ ％左右的国际贸易仍是用英镑结算的，伦敦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之
一。
英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的存在，维护了英国在世界货币金融领域内的实力地位，这些都阻碍了美国的对外经济扩张。
美国统治集团极力想改变这种状况。
战争开始后，英国由于大批订购武器装备，黄金外汇大量外流。
正如丘吉尔所说的：“即使我们卖掉了我们的全部黄金和国外资产，也不能付清订货的一半贷款。
”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却迅速增加，１９３８年为１４５．１亿美元，１９４５年增加到２００．８亿美元，约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５９％，１９４８年进而占７４．５％。
这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世界黄金储备流入了美国的国库。
为了安排战后世界的货币体系，１９４１年９月英国提出了“凯恩斯计划”，贬低黄金的作用；美国于１９４３年４月公布“怀特计划”，主张建立国际货币稳定基金机构，取消外汇管制和对国际资金转移的限制。
在１９４３年９—１０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英国被迫接受了“怀特计划”，并同意以此为依据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１９４４年７月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确认了“两个挂钩”原则，即美元与黄金挂钩以及资本主义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原则。
所谓美元与黄金挂钩，即各国协助美国政府维持３５美元等于１盎司黄金的官价水平，美国政府承担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按黄金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所谓资本主义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的汇率。
美国政府根据３５美元等于１盎司黄金的官价规定１美元的含金量为０．８８８６７１克，其他各国政府也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然后按照各国货币含金量之比，确定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法定汇率，这一汇率不得随意变动。
这样一来，美元就成为黄金的等价物。
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挂钩，美元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主要储备货币。
这就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便确立了。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从一开始就拥有总投票权的２７％，在世界银行中，由于它认缴的资本最多，掌握了总投票权的２３． ８ｌ％。
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许多重大问题是无法通过的。
美国因此而掌握了国际金融的控制权。
英国曾拖延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但美国利用战后英国的困难对其施加压力，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６日签订了英美财政协定，美国答应向英国提供３７．５亿美元的长期贷款，以使英国议会同意执行布雷顿森林协定。
国际贸易与投资方面 美国在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１日至１９４６年９月３０日期间执行的租借法案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的贷款投资。
由美国政府拨款，向美国各大公司订货，再用美国商船运到各受援国，记入一种特别帐目。
租借法案的执行大大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并使美国垄断资本打开了各受援国的大门。
共有３５个国家接受了租借法案，美国总共提供了５０６亿美元，其中提供给英国及其自治领约３１３亿美元，占总数的２／３，提供给法国 １４亿美元，中国８．４亿美元。
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美国在国外的投资，１９３９年为１１４亿美元，１９４５年增至１６８亿美元，１９４９年又增至３０７亿美元。
通过对外投资，美国资本掌握了一些国家的经济。
例如，在加拿大，由于战时美国垄断资本的大量渗入，加拿大加工业的３９ ％，采矿、石油业的３７％，社会公用事业的２４％都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又如在中东，１９３７年美国石油公司仅控制了１３．１％的石油开采量，１９４６年增加到３１．７％，威胁着英法在中东的利益。
租借法案还帮助美国进一步争夺国际市场。
首先迫使英国放弃了大英帝国的特惠制，取消贸易壁垒，降低关税，使美国商品打入各国市场。
例如，印度是英国的传统市场，但１９３８—１９４４年美国在印度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由８．４％增加到２１．２％，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由６．４％增加到２５．１％，威胁着英国在印度的利益。
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１９３７年的１４．２％上升到１９４７年的３２．５％，同期英国由１１．２％下降至９．３％，战败国日本由５．１％下降至０．４％。
１９４７年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标志着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
它是由美国首先发起和筹建的，协定确立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资本、人员、劳力、货物自由流通的新格局。
美国打着相互减让关税的幌子，降低别国的 关税，以扩大自己的商品输出。
实际上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
科学技术方面 战时美国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它成为 世界科技的中心。
战时有许多新技术应用于生产。
例如，美国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应用战前高分子化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以石油为原料的合成橡胶工业，使美国从最大的橡胶进口国变成最大的合成橡胶出口国。
美国农业在战时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拖拉机、载重汽车、联合收割机等各种机械数量成倍增长，农业生产渡过了长期的危机走向繁荣，农业生产指数（以１９３５—１９３９年为１００）１９４０年为１０９．７，１９４５年增长到１２６．９。
战争期间，欧亚各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科技人才不堪忍受法西斯的迫害而流入美国。
从１９３３年起，爱因斯坦就因希特勒的排犹而逃亡美国，意大利核物理学家费米因妻子有犹太血统而携全家赴美；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也从匈牙利迁往美国定居。
１９４２年美英就联合研制原子武器问题达成秘密协议。
在１９４３年８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美英与加拿大政府通过决议，要在北美建立原子能工业，当时就有７５名专家到华盛顿工作，有许多英国科技专家因军事技术合作而赴美。
这种人才流动加速了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
这些科学家来到美国后，为了反法西斯的崇高目的都争分夺秒地工作。
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６日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向聚集在华盛顿的美国物理学家宣布了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完成了铀核裂变的消息，引起普遍的震惊。
８月２日爱因斯坦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开始实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日在费米领导下建成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为人工利用原子能开辟了道路。
１９４３年春，在新墨西哥州圣菲城外洛斯·阿拉莫斯一座荒山上的实验室里，在罗伯特·奥本海默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由美、英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小组。
经日夜奋战，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６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工学院与军械部合作，按照工程师莫希莱的方案，于１９４５年底研制成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取名“电子数值积分机和自动计算机”。
同时，冯·诺伊曼又设计出命名为程序内存计算机的方案，这种效率更高的计算机于１９４９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制造成功。
１９４２年美国研制成功“火箭筒”，但这方面技术领先的是德国。
１９４５年希特勒德国崩溃后，美国俘获了以冯·布劳恩为首的１３０名优秀的火箭专家及技术装备，这为发展美国的空间技术奠定了基础。
核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及空间技术的发展是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的三大标志。
显然，美国在这次新技术革命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战后，美国继续其“汲取才智运动”，用高薪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吸引国外学者移居美国，使美国的科技队伍不断壮大。
１９２１—１９３０年美国只有５人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同期，德国２６人，英国１６人，法国１４人。
自从大批外籍科学家移居美国后，从１９３１—１９６６年，美国获奖者猛增至６８人，英国为３１人，法国６人，德国１９人。
这说明了美国在战后世界科学技术领域中的优势。
正是这种优势更加强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节 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
一、战争结束时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五大国 国际政治舞台大国力量的消长 战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是英、法、美、德、日、意和苏联七国。
战后初期，德、意、日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由反法西斯盟国左右国际局势。
而盟国从一开始就有大国、小国之分，１９４２年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小国均按国名英文第一字母顺序签名，而美、英、苏、中四大国则例外，其签名排在最前列。
战争结束时，法国恢复了大国地位。
这样，在国际事务中便形成了五大国起主导作用的局面。
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实力对比的悬殊，其实际的国际地位及其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和打算又有很大的不同。
美国独占鳌头 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实力在大国中是首屈一指的。
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军事、政治方面。
美国武装力量总数在１９３９年只有３３．５万人，１９４１年参战前增至２００万人，１９４５年时已达到１２１７．５万人。
战前的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上仅居第１６位，排在南斯拉夫与波兰之后，但战后却一跃而为头号军事强国。
美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力量。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５年８月，美国生产作战飞机１９２０００架，同期英国仅为９３３００架。
战前，美国空军中没有超重型轰炸机，但战争结束时，已拥有２８６５架。
重型轰炸机由战前的２２架猛增至１１０６５架，还建立了５个空降兵师的新兵种。
二战中航空母舰取代了战列舰成为海战的主要突击力量。
战前，美国现役航空母舰只有７艘，战争结束时已增至３０艘，而英国只有１２艘。
１９４５年，美国几乎每天都有一艘舰船下水。
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已完全被美国取代。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美国将其军事力量部署到了非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等地，建立了近５００个军事基地。
此外，它还拥有原子弹，在核武器方面拥有绝对优势。
这些都是战后美国准备称霸世界的资本。
美国统治集团早在参战前就已考虑了战后的世界安排问题。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罗斯福下令成立“和平与改造问题委员会”，负责研究战后美国“为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秩序”需要什么“基本原理”。
１９４１年初美国《幸福》、《生活》和《时代》杂志的主编亨利·卢斯发表《美国世纪》一文，对此作出了回答。
他说：“２０世纪是美国世纪……这是美国作为世界统治力量出现的第一个世纪。
”于是，“世界主义”的外交理论取代了“孤立主义”。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美国国务院又设立了一个由国务卿赫尔任主席的“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负责拟订解决战后问题的各种方案。
１９４３年４月，罗斯福授意福雷斯特·戴维斯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一文，透露了罗斯福对战后世界安排的设想。
他的“蓝图”是从世界主义出发的。
他要求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
具体措施有二：一是组建一个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二是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
罗斯福相信，由于战争中英、苏、中等国都仰仗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凭着美国的实力，他可以利用战时的“大国合作”来实现其“蓝图”。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罗斯福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他继续实现罗斯福的“世界蓝图”。
１２月２９日他在致国会的咨文中郑重宣布：“胜利已使美国人民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 界了。
”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五大国中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只有苏联。
它被 西方政治家称为战后的另一“超级大国”。
苏联是战胜希特勒德国的主要力量，德军在苏德战场上损失了１０００万人，占它在二战期间总伤亡人数的７３％。
苏联在反侵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支数量最多、战斗力最强、技术装备精良的军队。
１９４１年，苏军约有５４０万人，到１９４５年５月，增到近１１４０万人。
战时，苏联在东部地区建起了重工业和军火生产基地。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每年平均生产 １２万门炮、１９３９０万发炮弹、３万辆坦克、４万架飞机，这些数字仅次于美国，但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
战时，苏军的技术装备全部更新。
苏制重型ИＣ－２坦克超过德国“虎式”坦克的威力。
火箭炮（“喀秋莎”）、强击机等新型武器都有极大的发展。
战争使苏联领土扩大了６０万平方公里，从建立“东方战线”起，西部邻国的一些地区先后划入苏联版图。
它们是：芬兰的雷巴契半岛、斯莱特尼半岛的一部分、贝柴摩、萨拉地区和卡累利阿地峡（租借汉科半岛３０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东部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德国的东普鲁士的１／３。
上述领土总面积为 ５０万平方公里，人口约有２４５０万人。
领土的扩大在战略上加强了苏联的地位。
苏军的反攻使它又进驻欧洲更广阔的地区，最终从卢卑克到的里雅斯特形成了一条与美英军对峙的军事分界线，该线还穿过亚得里亚海延伸到希腊北部边界和土耳其海峡。
在亚洲，苏军进驻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并将日本部分北方领土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划归苏联，从而形成了从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到朝鲜“三八线”，再到旅大港的另一条与美军对峙的军事分界线。
苏联幅员辽阔，能将两条军事分界线连成一片，其间包括１０多个社会主义国家。
显然，这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国际政治力量。
对于战后世界的安排，苏联希望在长时期内保持国际和平，以便医治战争给苏联带来的严重创伤，恢复并振兴经济。
为此，斯大林主张建立一个由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代表组成的“新的特别全权国际组织。
”斯大林还希望战时划归苏联的领土能得到国际承认，在东欧建立“安全圈”，使西部邻国“实行对苏联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实行反对苏联的‘防疫线’政策”。
此外，他还希望推进世界革命，使更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卫国战争年代，苏联在强调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把二者与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严格区别开来，无论是在对待邻国的领土问题上还是在处理其他外交问题上，都有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地方。
例如，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斯大林对日本投降发表的《告人民书》中，就将１９０４年的日俄战争说成是日本对俄国的侵略，说：“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俄国等待着“污点会被清洗”。
这种说法与列宁当年揭露日俄战争双方都是为了“争夺满洲和朝鲜”，“而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结论是相违背的。
这反映了在苏联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中仍然存在着老沙皇大俄罗斯主义的思想残余，这对苏联处理战后国际事务有着消极的影响。
英国开始依附美国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制衡国。
在整个１９世纪，它是世界霸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在国际联盟和国际事务中仍处于领导地位。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它的国际地位，也改变了英国统 治者的心态。
英国与德国法西斯作战时间最长，实力消耗极大。
尽管战时英军从１３０万人增加到５１０万人，但是与美苏相比则大为逊色。
还在１９４３年的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就已意识到“英国是一个多么小的国家”。
他曾这样描绘：“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１９４４年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其主力是美国而不是英国。
战争虽然使英国获得了战胜国的桂冠，但其实力地位却大大降低了。
英国的决策者在战争后期就已预见到战后的国际舞台上将会出现“两个巨人”，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苏联，而英国将“夹在两块大磨石之间，被置于最不舒适的处境”。
丘吉尔对战后世界结构的第一个设想是实现在英国领导下的欧洲统
一，建立欧洲地区联邦。
丘吉尔主张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下面分设欧洲、美洲、太平洋地区三个委员会。
英国可以通过组织经济、政治和军事联合体在欧洲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同时还可通过英属殖民地、附属国在太平洋地区委员会中发挥作用，以此来保证其国际地位。
但这一想法在１９４４年８月的魁北克会议上被美国否定，丘吉尔不得不接受罗斯福所设计的“世界蓝图”。
他认识到战后能与苏联抗衡的唯有美国，而不是一个改组了的衰弱的欧洲。
所以，他的第二个设想是建立战后英美特殊联盟。
当然他必须承认，美国是盟主，他还直截了当地告诉美国总统特使说：“我是总统的忠实副手”。
他甚至还曾提议战后美英公民不受国籍限制，可以自由交往，公民证可以通用。
他的目的是想借助于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在欧洲第一把交椅的位置，以此来挽救大英帝国的没落。
法国大国地位的恢复 法国亡国后，国防部副部长戴高乐将军只身出走英伦，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８日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演说，高举起“自由法国”的旗帜，随后组建军队，在法属殖民地活动。
１０月２７日在非洲布拉柴维尔成立了由他任主席的“保卫帝国委员会”，代表法国利益。
他与国内抵抗运动联合，１９４２年７月将“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
１９４３年６月３日在阿尔及利亚成立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法国的中央政权，并得到美、苏、英的承认。
该政权拥有一支２３万人的战斗部队，３２万吨位和５万人的海军舰队，一支有５００架战斗机和３万人的空军。
显然，这点力量是不被盟国重视的。
所以，在战时盟国的许多会议中从没有法国临时政府的席位。
戴高乐对此感到愤愤不平，反复向盟国表示：“１５００年来，法国就已习惯于一个大国的地位，要求所有的人，首先是他的朋友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军积极参加了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领土上的军事行动。
以法共为核心的内地军在解放法国本土的战斗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到１９４５年初，法国正规军已达９７．６万人。
塔西尼将军率领下的第一军深入德、奥境内进行战斗，最终由他代表法国政府在德国投降书上签了字。
在战争期间，戴高乐还积极争取苏联的支持，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０日签订了法苏同盟互助条约。
在这种情况下，美英不得不将法国作为大国对待。
１９４５年４月，法国代表重新以大国身份出席旧金山会议。
但是，这时的法国就其实力而言，已沦为三等国了。
中国加入大国行列 从１８４０年起，中国一直是个受列强欺辱的半殖民地弱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中国的地位。
但是，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人民最先举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义旗，而且坚持抗战的时间最长，付出的民族牺牲最大。
中 国是亚洲战场上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
中国的抗日战争阻遏了德日意法西斯的进一步勾结和战争规模的扩大。
中国的抗战粉碎了远东慕尼黑阴谋，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的抗战支援了苏联和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使他们有可能集中力量在欧洲战场先战胜希特勒。
在最后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更是起了不容抹煞的巨大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在最后战胜法西斯及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等重大国际事务上，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真正解决的。
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
但是，美国承认并支持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为了在战后能有一个依附美国、追随美国的中国出现，这样的中国将成为美国抗衡苏联、英国的忠实助手。
英国则竭力反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它深恐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对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国殖民地，特别是印度，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
苏联当然不愿意看到蒋介石政府强大，但对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也不抱信心。
因此，中国在战争中虽然取得了大国地位，但这种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是虚有其表的。
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以后，中国才真正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二、雅尔塔体系的确立 雅尔塔体系的内容 在近现代史上，每次大的国际战争之后，战胜国都要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实力对比状况召开国际会议，缔结国际协议，重新划分边界与势力范围，安排战后世界秩序，从而确定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
例如１９世纪初对拿破仑的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会议与“神圣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会议和国际联盟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
所不同的是，国际会议的召开和协约的缔结不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而是在战争后期开始进行的。
１９４３年９月意大利投降后，盟国将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与以往不同，盟国不是只举行一次会议，而是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有书面的，也有口头的。
其中，以１９４５年２月４日—１１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及其通过的公报、协定和密约最为重要。
此前的莫斯科三外长会议（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开罗会议（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德黑兰会议（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８—１２月 １日）、丘吉尔与斯大林关于巴尔干问题的会谈（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９日—２６日），都可看作是雅尔塔会议的准备。
雅尔塔会议继承和发展了上述会议的成果，对某些协议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并使之法律化。
此后举行的旧金山会议（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５日—６月２６日）、波茨坦会议（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７日—８月２日）等则是对雅尔塔会议所确定原则的补充和具体化。
雅尔塔体系（或体制）指的就是上述所有协定的总和。
雅尔塔体系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１）如何最后打败德、日法西斯，如何处置战败国，以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２）重新绘制战后欧亚的政治地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和边界；（３）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４）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联的委任统治地实行托管计划，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利。
雅尔塔体系的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 具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性，因此，作为这场战争的产物的雅尔塔体系要比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有其历史进步性。
虽然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也把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问题摆在首位，并建立了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但事实上，国际联盟就其普遍性、广泛性和有效性来说，远不能与联合国相比。
凡尔赛会议举起了反苏、反共的“白旗”，直接导致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而雅尔塔会议则将苏联与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
这对战后苏联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是十分有利的。
雅尔塔体系提倡和平、民主的原则，《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中明确指出“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安全、自由与普遍幸福”，要“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这些并非只是空洞的口号，在对战败国的处置、使之完成民主化的任务以及给予被压迫民族、特别是被托管地区的独立和自治等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如果说凡尔赛体系是孕育了另一次世界战争的体系，而对于雅尔塔体系则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
在分析雅尔塔体系的内容和实质时，还必须看到它消极的一面。
该体系是建立在美苏战时军事实力均势的基础之上的。
它是美英苏三大国经过长期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产物。
它承认了苏联与英美各自的实际军事控制线。
斯大林出于各种考虑多次向英美让步，大体上接受了丘吉尔提出的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①，还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对德国分四区占领的计划。
而罗斯福为了争取苏联尽快对日宣战，以使美国免于付出１００万人伤亡的代价，同时为了把战时的同盟关系延续到战后，以实现其“世界蓝图”，他在东欧问题和远东问题上对苏联也作了让步。
所以，雅尔塔会议充满了美苏相互妥协、共同主宰世界的气氛，几乎每项雅尔塔协议都包含着美苏争夺势力范围的因素。
他们既合作，又争夺，使雅尔塔体系深深打上了大国强权政治的烙印。
例如讨论波兰的重建问题是在没有波兰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
对于蒙古独立和中国东北问题的处置也都是背着中国进行的，其结果是确保了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在旅大港的特权。
显然，这些都是大国强权政治的表现。
就这一点而论，雅尔塔体系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又有共同之处。
正因为雅尔塔体系事实上划分了美苏的势力范围，加之，美苏的社会制度不同，对外方针有很大差异，故雅尔塔各项协议实施的结果是导致了德国的被分裂，欧洲也被分裂为东欧和西欧，进而导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形成。
因此，雅尔塔体系的确立就意味着近３００年来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已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
这的确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变化。
三、联合国活动的开始 联合国的成立 联合国不是战前国际联盟的继续。
它孕育于反法西斯战争年代，是在反法西斯联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崭新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
美国对于组建联合国颇为积极，其他反法西斯国家为了把战时的友好合作关 ①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飞抵莫斯科，当晚与斯大林密商巴尔干势力范围问题，以后又经艾登和莫洛托夫会谈，约定苏在罗马尼亚可占90％的优势，而英美在希腊可占90％的优势。
在南斯拉夫各占50％；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苏占80％，美英占20％。
系延续到战后，以维护世界和平，也都同意组建联合国。
联合国的建立反映了世界人民爱好和平的共同心愿。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３０日莫斯科三外长会议结束时，中、苏、美、英四国共同发表声明，首次正式提出建立联合国的问题。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８日，美国政府将它的《普遍国际组织暂定草案》交给中苏英三国政府，并邀请三国代表在华盛顿近郊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讨论美国的建议，草拟联合国宪章。
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１日至９月２８日，苏美英举行了第一阶段会议，接着至１０月７日美、英、中举行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基本勾画出了联合国的蓝图。
会议的分歧点主要是创始会员国的资格问题和未来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即否决权的问题。
关于后者，苏联主张使否决权绝对化，即大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享有否决权，大国间的一致应成为采取任何行动的一项绝对必要条件。
而英、美则主张大国否决权应有一定限度，如果大国是争端当事国，则不应享有否决权。
在１９４５年２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向苏联让步，在否决权问题上通过了“雅尔塔公式”，即安理会理事国关于程序问题的决议只需简单多数票通过即可；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决议，理事会的多数票中必须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方为有效。
当常任理事国是争端当事国时，如果决议是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或是安理会为审议争端而进行调查时，不得行使否决权；如作出决定，考虑采取出兵、断交等手段时，可以行使否决权。
这就是所谓的“大国一致原则”。
英美还对苏联提出的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也作为创始会员国的建议表示谅解和支持。
会议决定，凡在１９４２年《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的国家或１９４５年３月１日前向法西斯宣战的国家均为创始会员国。
会议还同意法国也作为联合国成立大会的邀请国。
１９４５年３月５日美、苏、英、中四国发出了《召开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邀请书》。
４月２５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市歌剧院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有５０个国家的２８２名代表、１７２６名顾问、专家及其他人员。
四发起国的首席代表分别为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中国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
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是中国代表团中的一员。
会议进行了两个多月，６月２５日通过《联合国宪章》和作为宪章组成部分的《国际法院规约》。
２６日，５０个国家的代表在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宪章上签了字。
由于波兰新政府６月２８日才改组成功，故没有参加会议，而在会后补签。
这样，一共５１个国家成为创始会员国。
１０月２４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的这一天被定为联合国日。
按照联合国宪章序言和第一条的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的国际问题，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以达到上述共同目的。
为了实现上述宗旨，宪章第二条规定了联合国本身及其会员国在一切行动中应作为法律义务而遵守的原则是：（ｌ）会员国主权平等；（２）各会员国应该忠实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３）各会员国应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
（４）各会员国在国际关系中不得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５）各会员国对联合国依照宪章采取的任何行动应给予一切协助，联合国对任何国家正在 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时，各会员国对该国不得给予协助。
（６）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
（７）不干涉内政。
宪章所载的任何规定均未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项。
联合国的主要机构有６个：（１）大会。
由全体会员国组成，是主要审议机构，重要议案需 ２／３多数通过。
每年举行一届常会，于９月份第三个星期二开幕，持续到１２月中旬，如半数以上会员国或安理会提出请求，可举行特别会议或紧急特别会议。
（２）安理会。
是对维护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机构，在联合国内处于首要的政治地位。
由享有否决权的５个常任理事国和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组成。
起初有６个非常任理事国，后不断增加。
（３）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在大会权力下，负责协调经济和社会活动，就发展、世界贸易、工业化、自然资源、人权、妇女地位、人口、社会福利、科学技术、防止犯罪以及许多其他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建议和开展活动。
（４）托管理事会。
负责监督对１１处托管领土的行政管理，促进它们向自治或独立的方向发展。
（５）国际法院。
设于海牙，由 １５名“独立法官”组成，不代表任何国家，依《国际法院规约》而工作。
唯该机构与国联的国际法院有些继承关系。
（６）秘书处。
任务是为联合国其他机构服务，并执行它们的计划和政策。
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的行政首脑，由安理会推荐，大会委派，任期５年，可以连任。
联合国的早期活动 在酝酿和组建联合国的过程中，联合国家还对一些具体的全球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组建了专门机构。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４４个盟国代表在华盛顿创建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其目标是向战争受害者提供援助。
这是第一个正式成立的联合国机构。
直到１９４９年才终止了活动。
１９４３年春在弗吉尼亚温泉城举行联合国家粮食及农业会议，起草了《粮农组织章程》，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正式成立。
１９４２年秋在伦敦举行各盟国教育部长会议，起草了成立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的计划。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４日该组织正式成立，其目的是增进各国在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方面的合作。
类似的机构还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
国际劳工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等是战前就存在的组织，后与联合国发生联系。
上述专门机构都是单独的独立组织。
它们有自己的成员国、活动计划及预算，通过经社理事会与联合国合作，每年向经社理事会提交报告。
由此可见，联合国虽非世界政府，但却要对世界各个方面的问题作出反应。
因此，它成为国际社会的集中体现。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至２月１４日联合国第一届大会在英国伦敦教堂大厦举行。
大会以秘密投票方式决定任命挪威外长吕格耳·赖伊为第一任秘书长。
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会徽是一幅从北极看去的世界地图，周围是橄榄枝环。
大会接受了美国国会的邀请，将联合国总部设于纽约，同时接受小约翰·Ｄ·洛克菲勒的赠款，在曼哈顿东区的东河之滨购买土地，建造联合国大厦。
于是，联合国的工作正式开始了。
第三节 思想文化的新潮流
一、和平、民主的思想文化潮流 人权问题国际化 法西斯主义对民主的践踏、对自由的扼杀、对人权的侵犯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充分享有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
面对法西斯的野蛮暴行，人们更加渴望和平与民主。
所以，战争结束后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和平与民主的思潮是最具有普遍性的。
法西斯主义集帝国主义时代一切反动思潮之大成。
它不仅敌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允许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民主观存在；而且也敌视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否定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多党制，妄图以独裁暴政取而代之。
罗斯福、丘吉尔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维护本民族、本阶级的利益，也重新打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
在《大西洋宪章》中，他们提出消灭纳粹后“重建和平”，“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享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
这种言论对战后和平民主思潮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同时，也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权观取得了某种共识，从而形成了人权活动的国际化。
战后，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是世界民主化思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人权问题国际化的标志是《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这个伟大的名词写入国际文件，并纳入国际法的范畴。
它庄严宣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这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愿望。
１９４６年联合国成立人权委员会。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该委员会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共３０条。
第一条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它在重申近代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论之后，强调“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这就是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权利均无从谈起。
宣言确认这一点有积极意义。
宣言在确认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上还规定了各种个人权利和自由，同时，还规定了社会保障、免于失业、同工同酬、给薪休假、受教育和适度生活水平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这说明宣言是各种意识形态在战时特殊历史条件下妥协的产物，它是有历史的局限性的。
各国对宣言的解释各取所需。
某些西方大国从一开始就想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但该宣言毕竟是第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专门性的国际文件。
它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保护基本人权的具体内容和共同奋斗的目标，从而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２０年后各国将１２月１０日宣言发表的日期定为“人权日”。
世界和平运动 人权的实现需要和平的保障，所以世界人民在关注人权的同时，更加注重世界和平问题。
战后群众性的世界和平运动首先由文化界人士和各国知识分子发起。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在巴黎和各西方国家首次举行群众性的保卫和平和自由全国代表大会。
１９４８年８月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来自４５个国家的５００多位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举行了世界文化界人士保卫和平大会，并成立了国际联络委员会。
其中有法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及夫人、作家阿拉贡、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智 利诗人聂鲁达、英国科学家贝尔纳等。
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５日该联络委员会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及７５位文化界和政界人士联合发表宣言，致全世界各民主团体和全世界和平保卫者，建议召开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日至２５日，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布拉格举行①。
有２ ２８７名代表参加，代表７２个国家、１２个国际组织和１／４的世界人口。
大会宣言说：“我们，属于一切文化、一切思想和一切肤色的男女”，由于“人民正被卷入军备竞赛的危险中”，因此呼吁“要求原子能使用只限于为和平目的与人类福利…… 为争取民族独立与各国间的和平合作、各民族对其将来的自决权——自由与和平的重要条件——而斗争”。
以约里奥·居里为主席的“和大”常委执行委员会倡议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日举行“保卫和平国际斗争日”的群众运动，有６０多个国家响应。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９日该委员会又发表了以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为主要内容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形成了有５亿多人在宣言上签字的和平运动，反映了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
为了使和平运动经常化，１９５０年１１月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决定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４１７位理事均由各国著名的文学艺术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宗教界人士等担任。
理事会尊奉的原则是：“世界上不同的制度可以和平共处；解决各国间的争端应该通过协商和大家都可能接受的协议来实现；遵照民族自决的权利，一个国家的内部分歧只涉及这个国家的公民。
”这是对战后世界人民和平观念的概括。
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涌现出大量的反对侵略战争、渴望世界和平的文学艺术作品。
二、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的新发展 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无论是亚非拉国家还是欧洲国家；无论是被占领区人民还是非占领区人民都高举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法西斯战争也是一场世界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鼓舞了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勇气，促使原来已经存在的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有了新的发展。
它们主要是： 尼赫鲁主义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１８８９—１９６４），印度国大党主席。
他自称是甘地主义的继承人，但实际上尼赫鲁主义与甘地主义已有许多不同之处。
它不像甘地主义那样包含着许多宗教伦理内容，也没有把非暴力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它认为印度政治运动的最后目标不是自治而是完全的独立。
１９４４年尼赫鲁在监狱中写了《印度的发现》一书，指出：“在印度民族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能有最后的和平，虽然暂时的妥协和调整有时是不可避免的。
”他还强调：“在任何被奴役的国家中民族自由是最首要最基本的要求。
”但他又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
要么就作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他认为独立后的印度在领域上应继承英国在次大陆的殖民统治，所以在他的民族主义中还包含着一种大国扩张主义的危险因素。
他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主张各种反帝力量的联合和合作。
在对待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曾表示：“我 ①会议原订在巴黎举行，由于法国政府拒给一些国家的代表签证，结果在布拉格也同时举行会议，作为巴 黎会议的组成部分。
不喜欢共产主义者，”但又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哲学替我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
”他提出，“解决世界和印度问题的唯一钥匙在于社会主义。
”还提出了“如何使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任务。
这就使他的民族主义又加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
苏加诺主义 苏加诺（１９０１—１９７０），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创始人之
一。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因在万隆荷印殖民法庭上发表题为《印度尼西亚控诉》的辩护词而成名。
１９４１年他写了《苏加诺谈苏加诺》一文，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混合体”，提出“纳、沙、贡”思想。
（纳沙贡是印尼文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的缩略语）主张三种力量的团结与合作。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日他在印尼独立准备调查会上提出了“建国五原则”或“五基”：“第一是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第二是国际主义或人道；第三是协商制或民主；第四是社会繁荣。
第五个原则应该是：在信仰神道的基础上来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亚。
”他认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互相制约的，国际主义可以抑制狭隘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如果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就可以避免西方社会的许多弊端。
于是，他又将“五基”改变为“社会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信仰神道”，最后又将其归并为一个“互助合作”。
这一思想一直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和建国中的指导思想。
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东已兴起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二战期间在叙利亚又兴起了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
１９４０年由曾留学巴黎的大马士革中学教师米歇尔·阿弗拉克（１９０１—）和律师萨拉赫丁·比塔尔（１９１２—１９８０）筹建阿拉伯复兴党。
他们从泛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义出发，又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日耳曼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吸取某些思想，发表了《阿拉伯的统一高于社会主义》等小册子，提出“复兴阿拉伯”、“阿拉伯社会主义”等口号。
１９４６年在大马士革创办《复兴报》，１９４７年４月７日举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通过了党章，系统阐述了该党的基本理论和政治原则：（１）在阿拉伯本土范围内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和自由；（２）相信阿拉伯民族具有有觉悟、有创造力和有活力的特殊品质；（３）相信阿拉伯民族负有促进人道主义的特殊使命，即要有反对殖民主义的思想。
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公正的、理智的社会主义”。
这是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以伊斯兰教教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
这些主张后来被概括为“统
一、自由和社会主义”。
１９５０年阿拉伯复兴党与阿拉伯社会党合并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该党是泛阿拉伯政党，除叙利亚外，在伊拉克、约旦、黎巴嫩、科威特等国都建立了支部，所以，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在阿拉伯世界有广泛的影响。
泛非主义 战前已有泛非运动。
它是由美洲黑人知识分子发起的黑色人种思想启蒙运动。
１９１９至１９２７年在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１８６８—１９６３）的领导下曾举行过四次泛非大会，其纲领口号是：“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分散活动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主要是该运动与非洲大陆的反帝、反殖斗争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更明确的斗争纲领。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举行第五次泛非大会，杜波依斯任主席，来自西非的恩克鲁玛、东非的肯雅塔、南非的亚伯拉罕斯和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学者乔治·帕特莫尔负责各种会务工作。
共有２００余位代表，大部来自非洲，这反映了泛非运动开始以非洲人为主体，并具有了相当的群众性。
会议通过《告殖民地列强书》和《告殖民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书》，提出了积极的政治行动纲领。
过去，泛非主义主要强调恢复黑人的尊严和平等权利 等问题，强调请愿和呼吁的斗争方式，现在则强调“必须摆脱外来帝国主义的控制、取得政治和经济自由”，并主张采取罢工和抵制等积极的斗争方式。
会议首次提出了非洲统一问题，呼吁全非洲的团结。
泛非主义对非洲独立运动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泛非运动像是一座学校，培养了一代非洲独立运动领导人。
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 地区性强、派别林立，历来是拉美民族主义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拉美民族资本的发展，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稳健派或激进派的民族民主主义都有了新的发展。
战争结束时，尤以危地马拉的阿雷瓦洛的民族改良主义令人瞩目。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０日起义后，阿雷瓦洛当选为总统，他效法墨西哥卡德纳斯的改革方针，提出了反对美国垄断资本和封建大庄园制的改革措施。
与此同时，秘鲁的德拉托雷和哥伦比亚的盖坦的民众主义也颇有影响。
早在战前他们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１９４５—１９４８年德拉托雷领导的人民党在秘鲁国会两院中拥有多数；１９４６年哥伦比亚掀起盖坦运动，并拥戴盖坦为总统候选人。
１９４８年盖坦在第９届泛美会议上谴责美国干涉拉美内政，使其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
他们坚持民族独立和拉美团结的思想，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实行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
德拉托雷还提出了“拉丁美洲是属于印第安人的”的口号。
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实行议会民主和多阶级合作。
还提出过共产主义不适合拉美国情的论点，但是为了争取选票，并不反对与共产党合作。
随着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拉美民族主义派别也越来越多。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与社会主义潮流 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社会主义苏联作出的重大贡献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威望。
各国共产党人身先士卒、壮烈牺牲的爱国事迹，树立了共产主义者的光辉形象。
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驳斥了反动派对共产主义的诋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赢得了更多人的信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经过反法西斯战争的锻炼和考验，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方面走向成熟。
越来越多的爱国者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从１９３０年的１０万党员发展到１２０万党员，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１９３６年的３万人发展到１２０余万人，民兵发展到２２０万人，解放区的面积达到近１００万平方公里，人口近１亿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抗战期间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都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写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名著。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要作好上下两篇文章。
上篇是领导民主革命，下篇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
他说：“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
”①所以，这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应该指出的是，不少东方国家又从中国革命中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
例如，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回忆说：“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关系，中国革命对越南革命有着巨大的影响。
……依靠中国革命的经验，依靠毛泽东思想，我们进一步懂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从而使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
” 东欧社会主义的发展 欧洲是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曾经历过多次高潮和低潮。
战胜法西斯之后，出现了空前的高潮。
１９４４年东欧各国共产党有２５万党员，１９４８年超过了７００万党员，涌现出季米特洛夫、铁托等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发展是与全党和每一个党员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中所进行的艰巨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分不开的。
战争初期，南共有 １２０００名党员，尽管他们中有 ９ ０００人牺牲，但由于南共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战争末期党员人数猛增至１４１ ０６６名。
正像铁托指出的那样：“对党在解放战争过程中日益增长和加深的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党在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艰苦斗争中作出的重大牺牲之上的。
” 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都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建立起工人阶级统一阵线，进而又建立了更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
在共同的斗争中，许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党员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此前提下，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１日德国苏占区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共同声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联合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
１９４８年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也进行了合并。
合并前这些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纷纷宣布与极右派彻底决裂，并把他们驱逐出党，声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这种合并对于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来说，尽管有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它毕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欧的深入人心。
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在西欧，战后初期的反共逆流也遭到各国社会党左翼力量的抵制。
战前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的国际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因受希特勒的迫害而于１９４０年初停止了活动。
为了在战后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和各国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英国工党和流亡伦敦、瑞典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从１９４４年起在英国举行过多次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以恢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但都没有成功。
其主要原因是战时许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对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所了解，认识到他们都有共同的崇高目标，不愿与共产党人断绝联系。
例如，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等人就持这种立场，他们要求加强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这使得社会党国际的重建拖延了六年之久，直到１９５１年７月才宣告建立。
在西欧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争期间，共产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党员人数猛增，普遍增加一二倍，有的甚至增加五至七倍。
意大利共产党在被法西斯取缔前仅有４．２万党员，法国共产党１９３７年约有３４万党员，１９４５年分别增加到１７８万和９０．６万党员。
荷兰共产党３０年代约有 １５２０名党员，１９４７年猛增至５．３万名。
丹麦共产党战前有３ ０００名党员，战后发展到 ５０ ０００名。
芬兰共产党仅在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党员人数就从２ ０００人猛增了 １０倍；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在战争末期为５万人，比战前增加了６倍。
此外，战后初期各国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选票的比例也有很大增长，例如法共 １９３６年获得了１２．６％的选票，１９４６年这一数字上升到２８．６％。
各国共产党威望和影响的增长，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些国家中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
二战期间，美国共产党曾有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受到白劳德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
１９３４—１９４４年白劳德任美共总书记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９４４年４月出版《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鼓吹阶级合作和阶级和平政策以及“美国例外论”。
１９４４年５月，他在美共“十二大”上宣布解散美国共产党，另组一个非党组织——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
但是，以福斯特为首的多数美共党员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于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２８日召开特别全国代表大会，批判了白劳德主义，重建美共，１９４６年将白劳德开除出党。
美共的重建得到各国共产党的支持，白劳德主义也在国际共运中受到批判。
第二章 战后国际关系与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形成。
世界分为两极世界。
两极世界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组成的世界格局。
其特点主要是：（１）在两极世界里，美、苏及其盟国互相对抗和争夺，阵线比较分明和稳定。
虽然每一方的内部也有分歧和矛盾，但最终仍要服从于美、苏战略利益的大局；（２）在两极世界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作为对立双方的盟主，在国际事务中起主要作用；（３）美、苏“冷战”是斗争的主要方式，由此而表现为政治上的对抗，军事上的对峙，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经济上的割据。
两极世界是战后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给当时和以后的世界历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对战败国的处置
一、五国和约的缔结 五国问题的提出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之后，盟国对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特别是对战败国的处置问题成了当务之急。
这首先涉及对德、日两大侵略元凶的处置，也涉及对其帮凶和仆从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的处理。
德国和日本的处置问题事关全局，不易谈妥。
意、罗、匈、保、芬５个次要的前敌国问题则比较容易解决。
这５国在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４年间相继被迫退出战争，与反法西斯盟国缔结了停战协定，并不同程度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对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
这些情况与无条件投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
但是对这些国家的缔约过程也是矛盾与争端迭起。
美国认为，“意大利和约涉及到地中海力量的均衡，巴尔干和约则提出了控制东欧的问题。
”曾任巴黎和会美国代表团秘书的坎贝尔谈到美国和英国的意图时说：“在和约谈判中获得停战时期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在东欧大门口取得一个立足点。
”苏联的意图是在东欧和巴尔干确认停战协定条款，巩固反法西斯战果，同时向地中海扩大影响。
法国尚未具备三大国那样的地位，主要精力仍被国内所牵连，这决定了法国在这出戏中只能饰演配角。
伦敦外长会议 伦敦第一届外长会议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１日开幕。
苏、美、英、法、中５国外长出席。
主要争执是意大利殖民地的归属、的里雅斯特的处理和对罗马尼亚政府的承认等问题。
英国想独占意属北非殖民地。
美国主张由联合国集体托管，从而排 挤英国。
法国主张由意继续统治，以免影响毗邻的法属北非殖民地。
苏联认为在南方应有自己的出海口，提出对的黎波里塔尼亚 单独托管的要求。
关于意、南边界和的里雅斯特问题，美国主张的里雅斯特港主权属意而由国际共管；苏联主张归南斯拉夫。
关于巴尔干，美国代表团宣称，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未建立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政府并“得到美国承认”之前，其代表团将不讨论对这两个国家的和约。
英国代表团附和美国这一要求。
英国还要求恢复其在罗、保的多瑙河流域的经济利益。
苏联则揭露英国对希腊的干涉。
巴黎和会 自１９４５年９月伦敦外长会议正式开始和约的讨论，经过持续一年多的争论，先后召开了三次外长会议，到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９日才召开了有２１个国家参加的巴黎和会，①和会长达７９天，经过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最后各方作了一定的妥协，于１０月１５日和会闭幕时，通过了五国和约草案，作为起草和约最后文本的参考。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４日至１２月１２日，纽约四国外长会议根据大国一致的原则审议了巴黎和会的和约草案，最后制定了五国和约的正式文本。
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０日，各有关国家分别在５个和约上签字。
这种由激烈争论到僵持，到最终妥协的过程，一方面说明，解决大战遗留下来的对五国和约问题虽然较之解决对德、日和约要容易一些，但是在当时苏 ①除起草和约的苏、美、英、法4大国和中国外，与会的还有对轴心国作战的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荷兰、希腊、印度、加拿大、新西兰、挪威、埃塞俄比亚、南非联邦、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16国。
此外还邀请了曾以各种方式对德作战的一些国家以协商资格参加会议。
5个前敌国也派代表参加。
美英三大同盟国赖以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的基础开始瓦解，苏联与美英的矛盾日益公开化，和会中的斗争实际上成了业已开始的美苏冷战的最初征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时大国实力对比的基础上，实行妥协势在必行。
特别是美国当局越来越意识到，推迟对东欧各国缔结和约，只会进一步削弱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五国和约的基本内容 五国和约的结构大体相同。
基本内容是：（１）政治：所有和约均责成战败国保障本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禁止一切法西斯组织；审判战争罪犯，使五国非法西斯化和民主化。
（２）赔款：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希腊、埃塞俄比亚等有关国家支付赔偿。
（３）领土：的里雅斯特港东面较大部分归南斯拉夫，西面较小部分（“的港自由区”）由联合国管理。
“意大利对于它在非洲的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大利索马里兰各属地放弃一切权利”，但这些地区的归属未定，仍由英国管理。
意放弃《辛丑条约》规定的在华的“一切利益与特权”，并取消意在天津的租界权，放弃在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的“所有权利”。
关于罗马尼亚边界：确定为１９４１年１月１日原有边界。
匈罗边界应恢复到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的状况。
罗苏边界依照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８日罗苏关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协定和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９日苏捷关于下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协定划定。
①苏联获得比萨拉比亚后，成为多瑙河沿岸国。
芬兰疆界仍维持１９４１年１月１日原状。
苏联确认放弃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２日苏芬和约所给予的汉科半岛租借权；芬兰确认将贝柴摩省划给苏联，苏联从而与挪威接壤。
匈牙利疆界恢复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原状。
匈承认１９４５年６月苏捷协定，从此苏匈有了共同边界。
保加利亚保持１９４１年１月１日原有疆界。
确认罗把多布鲁加南部割让给保。
（４）军事：五国武装力量限于防务所需的最低人数。
清除某些永久工事和军事设施。
五国不得制造任何原子武器等。
五国和约是战争结束时欧洲军事政治形势在法律上的反映。
在大国妥协下，和约的缔结使欧洲大部分地区宣告结束了战争状态，巩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使得欧洲人民得以在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生活，在战争废墟上恢复家园。
和约还挫败了西方国家孤立苏联，控制罗、匈、保等东欧国家的企图。
这些国家在苏联帮助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和约中也包含有大国侵犯这些战败国领土主权的条款。
总起来说，五国和约是战后东西方大国之间既斗争又妥协的产物，其积极意义是主要的。
它的缔结是战时盟国在战后初期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此后，国际形势急转直下，美苏冷战完全取代了合作。
二、对德国的分区占领与纽伦堡审判 盟国管制委员会 如何处理战败国德国的问题，是二次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美苏斗争的焦点。
①根据协定，捷克斯洛伐克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割让给苏联，并入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
在１９４５年２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正式决定了苏美英对德分区占领，即英国占领西北部，美国占领西南部，苏联占领东部，首都柏林由三国共同占领。
同时达成协议邀请法国作为第四国参与占领，其占领地区从美、英占领地区中划出。
德国投降后，苏、美、英、法四国即分区占领了德国（包括柏林）。
四国总司令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任务是保证各占领区协调行动，并就涉及德国整体的主要问题作出决定。
但是，由于各占领国都想把德国问题的处理纳入本国战略方针的轨道，参加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四国代表又都拥有否决权，结果是盟国管制委员会形同虚设。
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美英和苏联都是各行其是。
唯一的例外是战后初期对德国战犯的公开的纽伦堡审判。
这是因为，在世界人民经历了二次大战空前浩劫之后，任何国家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为纳粹罪行辩护。
纽伦堡审判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０日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城开庭，开始了对２１名纳粹德国首要战犯的审讯和判决。
在这批被告的法西斯战犯中，有纳粹政权第二号人物“帝国元帅”戈林，有希特勒自杀前在遗嘱中指定为国家元首的邓尼茨，有“天字第一号犹太迫害狂”的施特莱歇尔，有参与杀害大批波兰人的弗兰克，还有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及协助炮制《我的奋斗》一书、１９４１年突然只身驾机神秘地飞往英国的赫斯，等等。
在经过长达１０个多月的审讯之后，１９４６年９月３０日，军事法庭依据大量确凿的证据，宣读了长达２５０页的判决书。
判处戈林、里宾特洛甫等１２名首要战犯绞刑，赫斯等３人无期徒刑，４人被判处１０—２０年有期徒刑，３人得到赦免。
判处德国政治领袖集团（即以希特勒为首组成的纳粹党组织机构）、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等为犯罪组织。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纽伦堡法庭正式闭庭。
纽伦堡审判基本上是一次公正的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给予侵略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应得的惩罚。
这次审判也是同盟国在战后一次重要的国际行动。
战后德国的去向 但是，大国在纽伦堡审判上的基本一致并不能保证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协调行动。
一旦问题涉及战后德国向何处去时，美英与苏联的固有的不同利益就明显暴露出来。
当时在苏占区，苏联对德政策主要着眼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
从安全方面讲，苏联认为必须对德国社会来一个根本性改造，以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
自１９４５年６月９日成立了负责占领管制和监督事项的军政府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消除法西斯势力，铲除军国主义，实行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的措施。
政治上惩办重要的纳粹分子，到１９４７年，共清洗纳粹分子３９万余人；大力支持当地革命民主力量，准许建立反法西斯政党，各地陆续建立了德国行政管理机构及各级地方自治机构。
经济上，没收战犯、纳粹分子的财产；解散垄断组织；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容克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使苏占区经济逐渐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苏联以受德国侵略而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为根据，坚持对德国采取严厉的赔偿政策。
在当时苏占区民生凋敝的情况下，大批拆迁德国的工厂设备。
到１９５０年底，苏联公布得到的补偿为７６．５８亿美元（西方估算为１２０亿美元）。
这对苏占区德国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生活改善产生了不良影响。
当时西方有三个占领区。
美英法三国虽然也是矛盾重重，但在对付苏联时又比较一致。
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遏制苏联，不再对德国 嫉恶如仇，而是想扶植德国，借助其物力、人力和战略地位推行自己的霸权政策。
于是，美国驻德军政府在本占区尽可能对纳粹战犯从轻发落。
它拒绝对工业家战争罪犯进行国际审判，同时，对确定犯有战争罪的７５％的人仅判处罚款，对２０ ％的人仅限制其选择职业或禁止担任公职。
它还设法重建资产阶级政党。
在经济上，没有对任何一个大垄断联合企业进行非卡特尔化，军事工业设施没有拆除。
美国力图保持德国原有工业结构，复兴德国经济。
同时，美国看到，要把德国扶植起来遏制苏联，单靠自己的占领显得力量不足，于是便积极策划美占区与英法占领区的合并。
美国合并占领区的想法最早见之于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６日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给美国政府的一封电报中。
克莱当时就估计到，合并占领区之议将遭到苏联以及一直想削弱德国的法国的反对，因此他在电报中提出，要是不能和苏、法取得一致，就敦请英国将其占领区和美占区合并。
英国在本占领区的对德政策，仍然是其传统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延续，即阻止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强国独霸欧洲。
它不愿彻底肃清法西斯分子。
同时企图占领德国西北部大工业地区，以制服它在欧洲最大的工商业竞争者，组织在英国控制下的西欧联盟。
但又苦于力不从心，同时认为强大的苏联比德国更加危险，何况德国强大也便于英国在欧洲实行平衡外交。
基于以上考虑，英国基本上追随美国的政策。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日，美英在华盛顿签订了将占领区合并为双占区的协定，１９４７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
这成为美国分裂德国过程中的一个严重步骤。
当时有些德国报刊已把双占区称为“准国家”了。
当时法国之所以未与美英占区合并，是由于法国在７０年中３次受德国之害，对德国的东山再起最为警惕。
为了从政治、军事、经济上控制德国，保证自己在西欧的地位，法国力主分割德国，共管鲁尔，由法国占领萨尔，并管理莱茵河左岸。
因此，它反对在德国西界确定前急于建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拒绝西方３区合并。
但是这种对德强硬政策缺少相应的实力作基础。
当时的法国实际上已经沦为二流国家，战争的破坏和战后初期的困难使法国不得不接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
这不仅意味着法国在经济上开始依附美国，而且意味着在政治上开始纳入美国对德政策的轨道。
１９４７年３、４月间，美英两国同意法国对萨尔区实行经济合并的要求，从而换取了法国在对德问题上的逐步合作。
这以后，法国对德政策发生了转折。
三、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 盟国最高统帅 日本投降后，如何依照盟国意图处置日本军国主义、铲除远东战争策源地，并在民主化基础上实现对日本的重建和改造，是世人关注的一件大事。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战后必须解除日本武装，严惩战犯，铲除日本的军国主义，清除战争工业，实现日本的民主化，使日本走上独立、民主、和平的发展道路。
但美国战后的对日政策，则是要实现多年来使日本臣服于美国的梦想，进而带来整个东亚地区“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美国政府决定要独占日本，其第一步是不容他人染指。
杜鲁门说，“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
我不想分割地管制或划分占领区。
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
他 坚持把日本作为一个整体由美国自行处置。
这就势必导致与苏联等国的矛盾。
日本投降后盟国曾就最高统帅人选问题进行磋商。
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建议最高统帅“由美苏将领各一人担任”。
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怒气冲冲地说，最高统帅不由美国人担任是“不可思议的。
”事后苏方收回其建议，并同中、英政府一起，同意接受美国提出的以麦克阿瑟为盟国最高统帅的意见。
受降区域划分 在对日军受降区域划分的问题上，美国也明显地表现了独占日本的意图。
８月１３日美国将它拟定的“总命令第一号”发给各盟国征求意见。
该文件把接受日本投降分为三大地区：中国、中国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地区（以北纬１６度为界）由中国政府军受降；中国东北、朝鲜北半部（以北纬３８度线为界）和库页岛由苏军受降；日本、菲律宾和朝鲜南半部由美国陆军受降。
此外，东南亚和印度支那南部地区由英、澳军受降。
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８月１６日斯大林复电杜鲁门，就美国的受降方案提出两点修改意见：（１）千岛群岛应归苏军受降；（２）将北海道北半部划归苏联占领，当地日军应向苏军投降。
美国同意整个千岛群岛包括在苏军受降地区之内，但是又宣布，“这些岛屿的处理必须在和约中决定。
”对苏联的第二个要求，美国坚决拒绝，并声称，日本本土各岛已由麦克阿瑟作出了受降安排。
８月１８日，苏军开始在千岛群岛，以及千岛的国后岛和择捉岛登陆，同时还出兵占领了日本北海道的色丹岛和齿舞岛，从而导致了战后日苏之间关于北方领土问题的争端。
在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军队以“盟军”的名义占领了日本全国。
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官”。
盟军总司令部的官员全部都是美国人。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９日美国政府发给麦克阿瑟的《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文件声称，其首要目标是“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
还单方面规定，关于对日政策，“各盟国之间如有意见不一之处，应以美国的政策为准。
”“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力应从属于最高统帅”，“美国的政策是要利用日本现存的政府形式”，“但以能圆满地推进美国的目标为尺度”，以促进最终建立的日本政府能“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的目标”。
这样，驻日美军司令不但成为日本的“太上皇”，而且凌驾于同盟国对日机构之上。
总之，美国这一文件的意图在于把日本置于美国独家控制之下，使战时盟国制订的对日政策美国化，使日本依附于美国。
远东委员会 美国独占日本的政策，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对。
经过争论，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英、苏达成协议，成立两个机构：在华盛顿设立远东委员会，由苏、美、中、英、法、荷、加、澳、新、印、菲１１国组成；在东京设立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由苏、美、中各派一代表，英、澳、新、印合派一代表组成。
由盟军最高统帅任主席。
远东委员会的职责是“制定日本于完全履行投降条件所规定的义务时应恪遵之政策原则及标准。
”在形式上，远东委员会位于盟军最高统帅之上，但是由于其决定必须通过美国政府和占领军总部去执行，最后决定权仍掌握在美国手中。
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只不过是最高统帅的咨询机构，并没有什么实权。
因此，该两委员会的建立实际上并未改变美国在日本的支配地位。
第二节 美苏“冷战”的兴起
一、美苏从盟国到对手的演变 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其全球扩张创造了条件。
美国的政治野心与它的实力同步膨胀起来。
杜鲁门上台后曾一再声称，“我们赢得的胜利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的肩头”，“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美国还因为独家垄断着原子弹而骄横不可一世。
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后来在形容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特征时写道：“原子弹的惊人的破坏力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我们的空军现在拥有决定性的武器，这种武器可以使美国从此以后建立对世界的警察统治，并迫使世界接受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 与此同时，美国在经济上也有向外扩张的需要。
《走向全球主义》一书作者安布鲁斯指出，“尽管国家在全世界保持着优势地位，但美国领导人在１９４５年夏对未来有三怕。
”一是政治上的，怕斯大林，也就是怕社会主义。
二是技术上的，怕原子秘密保持不住。
“第三怕是经济上的，随着和平的来临，经济会重新转向衰退。
避免经济萧条的途径就是增加对外贸易，但如果世界其它地区对基本工业实行国有化或者关闭其市场，美国就无法在海外竞争。
”这第三怕带有根本的性质。
当时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美国在外国经济形势面前反而变得脆弱。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是自给自足的，特别是在能源和钢的生产方面。
但是由于日益增长的综合经济与战后年代廉价能源的发展，美国就得日益依赖外国资源。
一位美国官员说，“资本主义主要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活动不开，就要彻底完蛋的。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战后美国需要开放世界市场。
就战后初期而言，美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
大量军事订货的消失和大批军人复员立即造成大规模失业的威胁。
五角大楼原计划两年内仅让２００万人退伍，但结果，由于一场争取士兵立即返回家园的运动，使得退伍人数一下子达１２００万人之多。
美国当权人物惊恐地看到如果不能维持充分就业，就可能再来一次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的大危机，那将威胁整个制度的安全。
这样，向全世界扩张，就成为美国维持其经济并从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需要。
这就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促使美国走上全球扩张的道路。
美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大财团和军人认为，凭着一手美元，一手原子弹，他们是可以做到这点的。
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取代１９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似乎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美苏关系的变化 但是，美国要实现霸权主义野心却遇到了严重的障碍。
正当美国的实力与扩张野心在战后达到空前高度时，苏联和世界各国的人民革命力量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美国看来，第一个也是主要的障碍来自苏联。
苏联经济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但它的军事力量却大大增强，军队人数近１１４０万。
战后仍保留三四百万人，并拥有精良的装备。
东欧一系列国家，在苏联的直接间接援助下，从德、意法西斯的桎梏下获得解放，并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是美国实现其称霸计划的一大障碍。
东欧的解放成了美国公开反苏的直接动因。
第二个障碍来自发展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国 家的进步民主力量。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欧洲许多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积极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赢得各国人民的普遍尊敬和赞扬。
战后初期，这些力量成为反对侵略，坚持民主进步的主力军。
显然，不把这股势力压下去，美国的全球霸权便会落空。
第三个障碍来自觉醒了的亚非人民。
大战期间被侵略的中国和亚非人民在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英勇抗敌，在战时同盟国武装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员由亚非国家人民组成，他们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成为战后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生力军，也是抵制美国霸权主义的新生力量。
美国把以上障碍最终归罪于共产主义和苏联。
美国当局认为，共产主义“成为世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
在任何地方发生的每一变动中，我们总能看到有‘莫斯科共产主义’在插手。
最初对共产主义的概念认为是一种国际阴谋，象章鱼那样身在莫斯科，触角则伸到世界最远的各个角落”。
正是由于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妨碍了美国的称霸计划，导致二战期间美苏同盟的破裂和美国对苏“冷战”遏制的开始。
二、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 东欧、伊朗和土耳其问题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已在考虑对付苏联的问题。
“遏制”这一词汇和概念，事实上从１９４１年起就充斥于华盛顿官员的头脑。
１９４５年４月上任的哈里·杜鲁门，在追求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上与罗斯福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他加紧把罗斯福纸上的“蓝图”转变为全面展开的称霸活动；把罗斯福同苏联战时的“合作”转变为战后以苏联为主要敌手；把罗斯福主要通过国际组织建立世界霸权转变为主要运用直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向外扩张。
他为制定一条以苏联为敌手的“冷战”和“遏制”政策进行了紧张的准备。
杜鲁门政府首先抓住东欧问题大作文章。
早在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在苏联的支持下，在卢布林成立了波兰人民代表会议（即卢布林政府），美国对此采取拒不承认的态度，继续支持波兰资产阶级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对于波兰在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３日成立以波兰工人党领导的华沙临时政府为基础的全国统一政府极为不满，大造反苏舆论。
１９４６年１月初，杜鲁门在一份备忘录里攻击苏联在波兰采取了“高压和专断的手段”。
他还攻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成了“警察国家”，扬言除非这两个国家有根本的转变，美国就不予以承认。
同年初，美国还利用苏联和伊朗、土耳其的争端以扩大事态。
苏伊争端源于撤军问题。
二战期间伊朗宣布中立，但德国人却在伊朗国土活动。
１９４１年８月苏英两国军队分别占领伊朗北部和中部、南部。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美军经英军同意后也开进伊朗。
三国在不同场合都一致同意在战争胜利后半年内撤出驻伊朗的军队。
届时，美英军队陆续撤出，苏军未动，并在苏军占领区成立了“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和“库尔德人民政府”。
伊朗政府派军前去镇压，被苏军挡回。
美英两次照会苏联，要求苏联撤军，被苏军拒绝。
苏联反问美国，美国在许多国家都有驻军，为什么对苏联军队暂缓撤出伊朗一事大惊小怪。
１９４６年１月，伊朗政府在美国默许下在联合国控诉苏联干涉伊朗事务，使苏伊争端成了联合国成立后首次大会审议的第一个问题。
英美立即支持伊朗。
苏联代表则予以反驳并激烈指责英国在希腊和印度尼西亚的暴行。
后来，苏伊通过会议达成协议。
５月６日苏军撤出伊朗，这次历 时半年的国际危机得以解决。
但美国立即趁虚而入，大举渗入伊朗。
１９４７年，美国向伊朗提供了 ２ ５００万美元的武器，并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帮助改组伊朗军队。
美国还以军援的方式，帮助伊朗在接近苏联边境的北部地区修建了军事设施和机场。
结果，伊朗成了美国对苏军事威慑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土纠纷开始于大战末期。
１９４５年６月，苏联向土耳其提出缔结苏土新条约的要求①。
包括把１９２１年割让给土耳其的土耳其东部的卡尔斯和阿尔汉达两地归还苏联，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陆海空军基地等。
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两国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美国貌似公允地支持土耳其政府，甚至于１９４６年２月派遣战舰“密苏里”号访问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耀武于黑海海峡。
接着向土耳其提供贷款，抛售船舶，企图通过土耳其去控制海峡。
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遏制”苏联的旗号下进行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铁幕”演说出现了。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 １９４６年３月５日，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名为《和平砥柱》的演说。
他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条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②。
在这条线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一般认为丘吉尔的讲话是“冷战”的第一枪。
这篇讲话无异于发出公开号召，要所有西方国家联合起来，依靠美国的实力，反对苏联和东欧各国。
其实，丘吉尔在杜鲁门家乡密苏里州放出这一枪并非偶然。
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前夕，美国当政者已纷纷为这第一枪而进行舆论准备。
１月间，杜鲁门在一份备忘录里明确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美国对苏联“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
２月间美国驻苏联代办凯南发回长达８ ０００字的电报，为当时杜鲁门政府正在实行的对苏强硬的“遏制”政策提供了详尽的理论依据。
电报认为苏联是“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
目前，这种努力限于某些邻近地区，如伊朗北部、土耳其”等地。
凯南认为，苏联“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如果美国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就可以迫使苏联退却。
凯南的“长电报”深深博得杜鲁门的赞赏，他立即被召回华盛顿。
海军部长福莱斯特下令复印电文，作为高级军官的必读文件。
当月，他就要求国务院允许派一支特遣舰队前往地中海，“支持土耳其抵抗苏联势力的渗透”。
由上可见，美国已决心彻底结束战时对苏合作政策，决定以武力为后盾，对苏采取强硬的方针，用武力以外的各种措施来“遏制”苏联，对苏进行“冷战”。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不过是美国统治当局借别人之口发出的第一个明白无误的“冷战”信号。
而苏联造成的苏土、苏伊争端则不仅给苏联与这两 ①苏联宣称，1925年12月17日签订的，后来在1935年11月7日延长10年的苏土中立条约业已过时， 应大加修改。
②“铁幕”一词源于戈培尔诋毁雅尔塔协定的一篇演说。
1945年2月23日他说，由于这个协定允许俄国占 领东欧和东南欧，势将使这些地区为“铁幕”所隔离。
“在这个铁幕背后，将开始对各民族进行大屠杀， 而这种屠杀还可能会得到纽约犹太人报纸的欢呼。
” 个南邻的关系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且被美国所利用，掀起反苏歇斯底里
和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
三、杜鲁门主义和“冷战”的全面展开 希腊和土耳其问题 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１日，英国政府照会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军事和战略上的原因，不应该允许希腊和土耳其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但由于英国国内经济困难，３月２１日之后，英国无法再给希腊和土耳其以经济和军事的援助，希望美国挑起这副担子。
杜鲁门立刻意识到，英国此刻已将左右世界局势这一任务移交给了美国。
这真是美国政府期待已久的天赐良机。
早在１９４５年９月召开伦敦外长会议时，杜鲁门就决定要宣布存在着一个分裂的世界，并表示美国决心要对其中的一个阵营进行圣战。
当时杜鲁门之所以没有宣布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主要是由于那时美国国内外人民钦佩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怀念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而结成的友谊，他们希望美国政府与苏联继续友好。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４日，当艾奇逊在讲话中含沙射影攻击苏联时，被人们嘘下了台。
１９４６年３月５日，丘吉尔在富尔敦发表演说后，美国纽约市区百老汇大街贴满了反对丘吉尔的标语。
群众还举行了抗议示威。
这说明反苏在当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何况，美国要部署全球战略尚需时间，不能不推迟杜鲁门主义出台的进程。
即使到了宣布杜鲁门主义的前几个月，美国仍然难以制造出正当理由掀起反苏浪潮。
甚至连凯南也认为，那时，“苏联根本没有任何方法来构成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单战后重建就明显需要几年的时间，俄国人渴望和平的心情是巨大的”。
艾奇逊私下里也说过：“俄国人不可能和美国打仗，‘除非他们真的疯了’”。
但美国却面临一个越来越难以驾驭的中间地带。
欧洲共产党势力正在扶摇直上，法国共产党人在战后首届内阁中担任部长。
希腊民主军愈战愈强。
英国王冠上的两颗明珠——印度和埃及的独立运动规模空前。
印度支那三国开展抗法战争。
其它一系列亚洲国家也在积极争取独立。
尤其是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处在全面反攻的历史转折点。
美国越来越惊恐地看到，这是对它自身的巨大威胁。
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对上述地区的控制。
长期担任美国政府经济顾问的阿道夫·伯利在１９４６年底说，美国的剩余物资，只有用在新兴国家，“对它们的物质建设起主导作用”时，才能消除“过去曾经毁坏了美国战前经济的‘繁荣和衰退相互交替’的周期病”。
在“繁荣和衰退相互交替”的威胁之下，１９４６和１９４７年美国的失业人数大大超过了１９４５年。
虽然当时靠重建欧洲维持出口，但欧洲人很快就缺少美元，付不起货款。
美国重新失去欧洲这一最重要的市场并面临欧洲动乱的前景。
特别是当时美国经济中的新因素是它正处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开端。
这场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使世界在时空上大为“缩小”。
这就为美国向外扩张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对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
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用于实现生产现代化方面的基本投资，从１４８亿美元增加到２２０亿美元。
科学技术革命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科学部门和产品的出现，这些部门要求有最高的出口定额，这些科学产品的大批生产只有在世界市场有保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但是美国从来都宣传其“外交政策的道德性和法律性是完美无缺的”。
它总要千方百计论证其全球扩张行为的正当性，而绝不肯承认这是为着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一己私利。
它在苦苦搜寻着这样的借口。
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１日英国政府的照会终于给美国政府带来了插手希腊、土耳其事务并论证其世界霸权主义的大好时机。
希腊和土耳其扼东地中海，地处国际交通要道的汇合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次大战前，希腊和土耳其一直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
二次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反法西斯占领者的战火中发展壮大。
１９４４年底到１９４５年初英国和它所支持的希腊政权，对人民力量进行了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使希腊人民武装斗争一度陷于停顿。
１９４６年，人民武装斗争再度兴起，使英国和希腊政权穷于应付。
希腊君主政体实行独裁统治并制造白色恐怖，在人民中间非常孤立，而希腊共产党则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
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８日，美国驻希腊调查团的马克·埃思里季惊慌不安地打电报给杜鲁门说：“一切迹象都说明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动向，共产党人要攫取（希腊）这个国家”。
在这种形势下，杜鲁门于接到英国政府照会之后，在２月２７日邀请国会两党领袖商讨对策。
副国务卿艾奇逊作了长篇发言。
他回顾了大战结束一年半以来美国“遏制”苏联的经历。
指出，现在“共产党人的压力”集中到希腊，几个星期内希腊就可能出现全面崩溃的局面；一旦“希腊和东地中海被苏联所控制，”必将对其他国家产生“破坏性的，或许还是决定性的”影响。
艾奇逊还把西欧和中欧共产党力量的发展统统说成是苏联的“渗透和颠覆手段”。
他危言耸听地说：“假如苏联成功地扩大它的控制到包括世界 ２／３的土地和世界 ３／４的人口，那末，美国就没有安全可言，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自由也都要保不住了”。
因此，美国必须采取措施去“加强那些受到苏联侵略或共产党颠覆威胁的国家”，说这不是为英国人火中取票，而是“保卫美国的安全，是保卫自由本身”。
这样，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们就以反苏反共意识形态掩盖其强权政治而得到两党支持。
正像一个美国官员所承认的，唯一的试图让公众接受的办法是坚定不移地抓住这个主题：共产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对抗。
杜鲁门主义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２日，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咨文并同时对全国广播。
说希腊遭到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一旦它作为独立国家“殒落”，不但将危及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地区，而且将给欧洲一些“力争维持其自由和独立地位”的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他把希、土危机比喻为希特勒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再现。
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营垒，美国负有领导“自由世界”的使命。
他诬指“极权主义”和任何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危害着美国的安全”。
声称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试行的征服活动；必须帮助各国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
他要求“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在至１９４８年６月３０日截止的期间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４亿美元的援助”，同时要求选派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增援。
杜鲁门自己解释这篇咨文时说：“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这项政策声明很快地便开始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
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可见，杜鲁门主义远不止是援助 希、土的一项具体的政策声明，而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扩张美国势力的宣言，是对苏联发动全面“冷战”的宣战书。
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转变的完成。
它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已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的影响，开始由局部扩张转变为全球扩张的时代。
“柏林危机” 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和加深，美国及追随其后的英国，和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发展。
作为冷战的产物，德国被一分为二已在所难免。
为了使法国在分裂德国问题上和英美一致，美国继续推行压拉相济的策略。
一方面利用“马歇尔计划”使法国在外交上就范；另方面于１９４７年底宣布通过萨尔宪法，从法律上保证萨尔并入法国，促使法国进一步改变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同意法占区与美、英占区合并。
１９４８年２月至６月召开了美、英、法、比、荷、卢６国伦敦外长会议，提出了一个分裂德国的“伦敦建议”，主要内容是：双占区与法占区协调经济政策，共同管制对外贸易，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制定宪法。
伦敦会议的中心是成立西德国家，分裂德国，并以西德为中心复兴西欧，达到把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欧全面纳入美国战略轨道的目的。
“伦敦建议”公布后不久，６月１８日，美英法宣布从６月２１日起在西占区实行单方的货币改革。
规定西方占区将发行一种新马克即“Ｂ”记马克。
这是正式分裂德国的第一个重大实际的步骤。
对于西方背着苏联搞币制改革，苏联军管当局于６月１９日提出抗议，军事长官索洛科夫斯基发表《告德国民众书》，谴责美英法三国“推行肢解德国的政策”。
６月２２日，苏占区也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新的“Ｄ”记马克，并于６月２４日封锁柏林，全面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
这就出现了所谓第一次“柏林危机”。
国际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形成了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
不过，苏联在具体做法上留有余地，仍然保持了从西德通往柏林的三条走廊的畅通。
美国当局认为苏联实行封锁柏林，是为了阻止西德国家的建立，但他们却企图用冲破封锁来显示分裂德国的决心。
６月２９日，美国开始实行空运，派出大批飞机向柏林２５０万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煤和各种日用品。
在柏林被封锁的一年中，据统计，总计飞行２７７ ７２８架次，空运货物 ２１１万吨。
在西方占区和西柏林之间架起一座“空中桥梁”。
同时，美英法对苏占区所缺的钢、焦煤、电力等实行反封锁。
尽管美国已摸透苏联不会轻启战端，却仍然渲染大战将临，利用“柏林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加快分裂德国的步伐。
自１９４８年下半年起，美英法三国占领当局负责起草占领法。
同年９月，西方占区组成由阿登纳为首的６５名州代表参加的议会委员会，主管临时宪法即《基本法》的拟订工作。
１９４９年５月８日，德国议会委员会通过《基本法》。
５月１２日，西方三国军事长官在法兰克福批准《基本法》，同时公布了《占领法》。
《占领法》与《基本法》的问世，标志着西德政府结构基本确立。
苏联知道，封锁柏林已不能阻止建立西德国家的进程，便于５月１２日宣布撤销封锁。
延续１１个月的柏林危机结束了。
５月２３日，在美、英、法３国代表参加下，西德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９月２０日这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波恩。
阿登纳总理组成了第一届联邦政府。
９月２１ 日《占领法》生效，它使西德享有自治权，美英法三国根据占领法规，保留管制联邦德国外交、外贸、国防等权力。
至此，美国完成了分裂德国的步骤。
在西占区准备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过程中，德国东部也抓紧成立东部的德意志国家的工作。
苏占区于１９４９年５月３０日通过了宪法。
西德政府成立后，１０月７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生效，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皮克为总统，格罗提渥为总理。
取代苏联军政府的苏联管制委员会对民主德国的外交、外贸等方面进行监督。
从此，在德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德国。
这对战后欧洲和整个国际局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节 两大阵营的形成
一、美国的全球性进攻态势 杜鲁门主义的特点及其运用 杜鲁门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意识形态的辞藻来掩盖其全球扩张。
其中有两句话是要害所在。
一是，“在目前世界历史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选择一种”。
二是，“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企图的征服”。
正是在这种借口下，美国把美国的“民主生活方式”和“苏联的极权主义生活方式”对立起来，吓唬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发动对苏“冷战”和对社会主义的包围，以及对革命运动的镇压。
杜鲁门主义发表后，美国就加紧了在全球的扩张和进攻。
对苏联，美国公开宣布苏联为敌手和对苏实行“遏制”和“冷战”政策。
其实质是将苏联势力“遏制”在其本土和东欧的范围内，不准苏联染指其他地区的事务和干预美国的扩张行动，即所谓对苏“钙化”政策。
同时，以反苏反共为名镇压各地革命运动，而将盟国的对外政策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
对西欧，美国在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思想指导下，推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三部曲”。
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２日，美国援助希、土法案经参众两院通过并由杜鲁门签署成为法律。
以后半个月，美国提出了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
接着又加紧筹划建立联邦德国政府。
１９４９年４月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从而加强了对欧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面控制并把欧洲国家推向抗苏第一线。
对亚非拉，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
首先巩固对“后院”拉丁美洲的控制，解除向更遥远地区扩张的后顾之忧，并将该地区作为向外扩张措施的试验场。
在亚洲，支持援助法国和荷兰、英国，分别在越南、印尼和马来亚发动血腥的殖民战争，美国则亲自镇压菲律宾人民武装。
美国特别把中国看作是“确保亚洲安全”的“中心”和遏制苏联的重要基地，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大力资助蒋介石发动和扩大内战。
遭到惨败之后，又发动侵朝战争，同时逐步放宽对日占领政策，竭力把日本变成在远东遏制“极权主义”的重要阵地。
美国还于１９４９年初抛出“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的计划”，试图利用其经济、技术优势，拉拢亚非拉国家和人民，扑灭该地区的革命运动和排斥老牌帝国主义的势力，为美国的资本输出铺平道路。
但是，美国这种按照杜鲁门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全球进攻态势，从一开始就预伏了侵蚀自身的因素。
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借口所进行的全面出击，包打天下，必然使美国把手越伸越长，摊子越铺越大，直到四面碰壁，才会发现自己的“力量限度”。
这是美国由杜鲁门主义开始所走过的一条外交轨迹。
马歇尔计划的推行 既然欧洲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点，因此在杜鲁门主义的招牌下，美国首先向欧洲扩张。
马歇尔计划可以说是杜鲁门主义的第一次大规模运用。
战后欧洲的形势相当严峻。
饱受战争浩劫的西欧，满目疮痍，生产凋敝，黄金外汇储备枯竭，原料、燃料和生活必需品奇缺。
在１９４６年底又突然遇上了百年罕见的严寒，人民饥寒交迫。
西欧的唯一大国——英国的政府，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０日发表白皮书公开承认：“不列颠处于极危险的境地”。
它缺煤， 缺粮缺电，开春以后又遇洪水为患，全国工厂有一半停工。
美国国务院官员约瑟夫·琼斯惊喜参半地说：“大不列颠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已经完蛋了”。
西欧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经济崩溃的迹象。
法国居民每日口粮只有６盎司，德国的英美双占区的工厂有３／４关闭，物价飞涨。
严重的经济状况引起社会动乱。
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当时西欧左派和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强大，特别是法国，第四共和国的首届内阁中有４名共产党部长，包括国防部长。
当时法共拥有法国选票的１／４，几乎全部是工人阶级的选票。
在意大利，意共拥有１／３的选票。
这些不仅使西欧统治阶级惶惶不安，也使美国统治阶级忧心忡忡，认为欧洲正处在苏军接管和共产党造反的边缘。
他们更加认定，复兴欧洲乃是关系美国称霸世界的全局问题。
因此，为了稳住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上政治上进一步控制西欧，并由此对苏进行“遏制”，同时也为了摆脱美国统治集团已预感到的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在杜鲁门的授意下，国务卿马歇尔研究炮制了一个所谓“解决欧洲问题的建议”，即后来的“马歇尔计划”。
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
他一开始就强调欧洲的经济困难，说欧洲是一片废墟，补救办法在于美国的援助。
他指出，“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
美国“政策的目的是恢复世界上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
“由于各种危机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援助放在零星付给的基础上。
美国政府将来给予的任何援助应该是根治疾病的药品，而不应该是暂时止痛的镇痛剂。
任何愿意协助完成恢复工作的政府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
任何图谋阻挠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们的援助”。
最后他讲到这是欧洲人的事，欧洲必须首先倡议，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提出通盘复兴方案，然后美国尽力支持这个计划。
马歇尔计划是杜鲁门主义的延续和扩大。
如果说杜鲁门主义是个政治纲领，那么，马歇尔计划则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
杜鲁门后来也解释说：“杜鲁门主义的意识形态——军事承诺与马歇尔计划的经济义务是一个胡桃的两半”。
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与杜鲁门主义相比，马歇尔计划“删掉”了“关于共产主义的明确提法”，强调“计划”的目标是“战胜饥饿、贫困和混乱”。
因此，“各国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计划，就无异站到赞同饥饿、贫困、自暴自弃和混乱的地位上去了”。
“从宣传的观点看来”，这样做“对于那些内部有强大共产党的国家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可以说，马歇尔计划是一种更隐蔽更精巧的杜鲁门主义。
“马歇尔计划”提出后，立刻得到西欧各国特别是英法的响应。
在马歇尔发表演说后，英法随即接触，商定召开欧洲会议的计划。
根据马歇尔计划设计者的授意，英法决定联合邀请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参加６月在巴黎召开的欧洲国家准备接受马歇尔计划的预备会议。
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
这样既可以避免遭致像杜鲁门主义那样的公开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