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CHINABUSINESSJOURNAL2016.11.28 LIFE 及人生 先锋话题再说康有为“回归”E2 WWW.CB.COM.CN 先锋话题E1 评论特朗普的外交革命？ 主编/谭洪安编辑/谭洪安美编/刘红校对/彭玉凤tanhongan@611982727@ E3 专栏蔡锷的遗产E4 “君宪与革命百年回望”系列 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之际，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青年政治学者章永乐出版《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引起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热烈讨论，学术圈外的中国近现代史爱好者也争相传阅。
今年8月，适逢袁世凯重建帝制失败100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增订版，研究深度与广度上又有显著推进。
作者应本报之约，连续发表长文《“大妥协”危与机》《“回望”康有为》，阐述书中核心观点，备受读者关注。
本期我们再刊发对章永乐副教授的最新访谈，看看在他眼中，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这个有数千年沉重历史的“旧邦”，到底是如何“新造”的。
“旧邦”何以新造？ 受访人：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访谈人：谭洪安，《中国经营报》主笔 E1~E2E1~E2 “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紫禁城屋顶上的逊帝溥仪，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12年溥仪逊位时，只是一个不到六岁的小孩，享受着“皇室优待条件”，在昔日的皇宫中度过了一段虽不自由，却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图片原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新朝代是否获得承认为“中国”的正统王朝，关键不在于新来的统治者属于哪个族群，而在于它入主中原之后，是否愿意主动将自己纳入一整套“中国”与“四夷”关系的传统礼仪秩序之中。
《中国经营报》：
我们注意到你的“主业”是外国法制史、公法与政治理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史、古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等，这都是通常所说的“西学”，作为留美海归政治学博士，你接受的也是典型的西式学术训练，为什么会在中华民国建国史上用力，做出颇具新意的研究呢？ 章永乐：我确实是一个做“西学”出身的人，怎么突然“跨界”进入近代中国研究领域呢？这有一点偶然性，但也不全是如此。
近代中国被迫加入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尝试了各种欧美政 制，这种尝试的基础之
一，就是对“西学”的接受、解释和应用。
千百年来，欧美的种种政制在他们自己那儿是怎么实践和解释的？如果我们熟悉西方自身的政治与思想传统，再对比一下近代中国对此的实践和解释，就比较容易看到其中的许多差异。
接下来能够针对这些差异，更清晰地呈现中西之间在地缘环境、政治传统及知识传统等各方面的不同，并进一步探讨这些复杂的因素对近代中国国家重建的内在意义。
《中国经营报》：我们阅读《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特别是前两 章，最初的感受是，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写作动机，是回应近年来若干美国学者热衷的“新清史”研究中的“中国论述”。
你觉得那种论述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章永乐：某些“新清史”研究者强调清朝是一个具有明显“满洲属性”，且实行殖民征服的“帝国”，而非传统的中国王朝，这种视角可能会对现实中“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的表述，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
问题出在他们依托的基础理论框架上，他们按照“帝国”与“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来组织叙事，进而把“大清” 与“中国”刻意区分开来。
他们将“中国”界定为汉人传统上聚居的、以成熟的官僚制统治的区域，17世纪中叶，这个区域被入关的满人建立的清帝国征服了。
严格来说，这个观点不是美国学者的“新发明”，早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就把西方传入的地理概念Chinaproper，译为“支那本国”或“支那本部”，逐渐将其与单一民族国家的范式结合起来。
如此一来，清朝统治下的藩部，如西藏、蒙古及19世纪晚期才设省的新疆，就被排除出“中国”或“支那”之外。
有的日本学者甚 至直接称清朝早期发源地的东北三省为“满洲本部”。
上述外部视角把1911年辛亥革命视为这样一场革命：包括汉人在内的各个族群，从满人的“清帝国”统治下摆脱出来，获得了分别建立同质的民族国家的权利。
可是，这样一个外来的解释框架，并不符合中国自身悠久的政治传统。
因为自古以来，我们的主流传统就不是通过完全同质的族群和文化来界定何为“中国”的，如韩愈在著名的《原道》一文里谈孔子作《春秋》时就说过“：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换言 之，新朝代是否被大家承认为“中国”的正统王朝，关键不在于新来的统治者属于哪个族群，而在于它入主中原之后，是否愿意主动将自己纳入一整套“中国”与“四夷”关系的传统礼仪秩序之中。
这个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概念，更多是一个文明中心的概念，而不是列国之中地位彼此平等的一国。
因此，在一百余年前突然遭遇西方列强以优势武力为后盾向全世界推行的国际法体系时，不可避免就发生了无法衔接的难题。
下转E2 1亿欧元投资落地拜耳加码处方药产能 用高标准安全产品保证中国患者用药所需 文/载芟 近年来，各大外资医药企业在华都加速了其本地化的进程，集中在华兴建药品生产基地。
两年多前，中德双方在两国高层领导的见证下，拜耳签署了1亿欧元的承诺，用于扩建北京工厂。
两年后的2016年11月18日，拜耳处方药北京工厂综合扩建项目正式启用，该工厂成为拜耳全球最大的处方药包装基地，工厂投产后将保证拜耳处方药产品的稳定供应。
拜耳处方药北京工厂的投产，将会对拜耳医药在华格局带来哪些新变化？未来拜耳的市场创新战略将会围绕哪些领域进行？为此笔者采访了拜耳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首席财务官德友汉及拜耳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朱丽仙。
问：拜耳处方药北京工厂综合扩建项目的启用，在整个拜耳中国的发展蓝图上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趋势是否会影响拜耳在中国投资的信心？ 德友汉：健康始终是中国人 民日益关注的问题，但慢性病的发病率如今正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中国对于处方药的需求会保持快速增长，这也是我们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北京工厂综合扩建项目的动力和信心。
拜耳的产品研发以及市场营销做得非常出色，这就更加需要一个好的生产和供应能力的支持。
因此，拜耳投入大量资金对北京工厂进行改造和扩建，以保证我们提供可靠、安全、高质量的产品，保证中国患者持续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产品。
通过这样的努力，将更好地满足中国患者的需求。
问：中国制造业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一方面市场有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的制造难以有效满足需求。
在拜耳看来，中国的制造相关产业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怎样运用自己的核心业务推动产业发展？ 德友汉：我们希望可以以身作则。
以北京工厂为例，这是一家模范工厂，采用全球先进、优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并根据GMP高标准管理药品生产，以保证药品质量。
除此之外，北京工厂不仅保证自己的质量标准，更 将自己作为一个示范点向行业展示，召集同行专业人士在现场进行考察和培训。
问：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一直是拜耳的重要战略，作为中国区总裁，你带领中国区员工在华有哪些创新战略？ 朱丽仙：拜耳与北大、清华以及上海的知名学术机构有多年合作关系，并且愿意与初创企业进行合作，一同推动在数字健康、数字医疗方面的一些创新。
举个例子，拜耳每个月都会举办一场同科技行业、工程师和初创企业的交流活动。
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可以广泛接触到非常有潜力的初创企业和项目。
再例如，在德国总部，拜耳有一个开放式创新项目Grants4Apps。
今年，我们将它引进中国，叫做“拜耳初创计划·上海2016”项目。
在88天的孵化期里，我们选择3家初创企业进驻到拜耳的办公室工作。
拜耳为他们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拜耳管理团队更亲自为他们提供指导。
88天后，这3家初创企业都确定了自己的业务发展模式，而这对于拜耳来说，也使得我们企业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