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2期 ·41· 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 ——性别平等视角下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理论思考 朱荟陆杰华 摘要：人口红利是学界关注的核心研究议题之
一，但既往研究却忽视人口红利中所暗含的性别结构视角，迄今尚未充分关注性别平等视域下可能带来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
从理论上看，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不仅需要交融和拓展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女性学等学科的相关概念，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构成支撑性别红利的多元理论分析框架。
综合而言，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特指性别红利在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及社会经济之外的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环境领域等所有面向的综合效应，其中各效应又呈现出内涵丰富且多样面向的具体表现形式。
因此，进一步挖掘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理论建树及探讨收获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现实路径，不仅是理论界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是现实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人口红利；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性别平等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人口红利（DemographicDividend）第一次被提出，并用于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中人口要素的重要作用①，这一讨论始终是人口与经济领域的重要议题。
长久以来，人口红利所关注的是人口转变（DemographicTransitions）进程中年龄结构变迁对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②，主要研究集中在以人口结构的机制界定人口红利的概念内涵、人口红利的测量与持续时长预判，以及从老龄社会新形态和劳动力市场转型下强调人口红利效应的转折性变化等方面。
③值得注意的是，以往诸多研究忽视人口红利中暗含的性别结构视角，未能从社会性别角度拓展对人口与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较少考虑到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劳动力赋权有可能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经济收益。
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女性在社会参与和经济活动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女性劳动力在数量、结构和质量的三维人口红利中都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总量上，中国女性劳动力占比全球女性劳动力 收稿日期：2020-08-1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CRK013）作者简介：朱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350）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研究；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北京100871）教授，主要从事人口经济学研究。
①AndrewMason,“PopulationandAsianEconomicMiracle,”Asia-PacificPopulation&Policy,Vol.43,No.11,1997,pp.1-
4.②BloomDavidandJeffreyWilliamson,“DemographicTransitionsandEconomicMiraclesinEmergingAsia,”TheWorldBankEco⁃ nomicReview,Vol.12,No.3,1998,pp.419-455.③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第4—13页。
·42· 朱荟陆杰华：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 1/4强，自2000年起为世界提供新增女性劳动力达到1200万；结构上，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超过70%，且全职就业率接近九成，长期处于全球前列水平；质量上，女性受教育情况逐渐改善，接受高等教育比例已经达到世界中上水平，2018年普通本专科女性人数超过男性便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①据《2019年女性就业指数》的预计，中国通过性别平等实现的性别红利（GenderDividend）将创造数万亿美元的额外经济收益。
②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国家经历了从一穷二白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变迁，在此崛起中，女性始终是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以世界前茅的劳动参与和全职就业为中国腾飞提供了稳定动力源，秉持“半边天”的坚毅自信和传统美德书写了社会发展领域的中国篇章。
毋庸置疑，中国女性的人口红利不仅对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转型、促进人口再生产和增加民生福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即将到来的高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社会形态下更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性别红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与潜力理应不容忽视。
然而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全球，不管从学术研究还是制度设计上，都未对女性劳动力的社会经济价值给予足够重视和充分挖掘。
正如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及多次重要国际大会中所强调的，“性别平等是明智经济学（SmartEconomics），更是全球优先事项（aGlobalPriority），就其本质和意图看似好的，且对经济增长有所裨益，但如果只强调前者，却几乎无法让任何人信服”。
我们认为，这其中悖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性别平等视角下人口性别结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实现路径这一重要问题亟待厘清。
一是在理论层面上，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在概念演化过程中理论框架如何搭建？二是在实践层面上，性别红利所具备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是否真实存在？能否在多个社会经济领域中得以观察并提炼出其主要表现形式？三是在中国语境下，超越人口红利，进一步释放性别红利潜能的现实启示是什么？本研究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

二、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的概念扩展与理论框架 理论上讲，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本身并不是在一个学术脉络下拓展、深挖和创新的过程。

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女性劳动力占比超过四成的现实背景下，即使已有来自联合国、多个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诸多研究报告呼吁“女性崛起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政策倡导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和人口经济领域话语体系中极为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
直到2010年泛美开发银行两位女性经济学家合著出版的《性别红利：充分利用女性的工作》（GenderDividend:CapitalizingonWomen’sWork）面世③，性别红利的概念方被学界所关注。
此后，该概念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积极认可，如2011年联合国妇女署以性别红利为题发表关于性别平等的商业案例报告（TheGenderDividend:ABusinessCaseforGenderEquality）④；2012年经合组织在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发表宣言“全力以赴：利用性别红利”（PuttingALLOurMindsto ①国家统计局：2018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2019年12月6日，/tjsj/zxfb/201912/t20191206_1715998.html，访问日期：2020年11月10日。
②PwCChannelIslands,“BoostingDiversity,ProsperityandGrowth:ChannelIslandsWomeninWorkIndex2019,”/jg/womeninwork,访问日期：2021年1月21日。
③CarmenPagésandClaudiaPiras,GenderDividend:CapitalizingonWomen’sWork,Inter-AmericanDevelopmentBank,2010, pp.2-
8.④KristinLewis,“TheGenderDividend:ABusinessCaseforGenderEquality,”UNWomenHeadquarters,2011,pp.1-20.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43· Work:HarnessingtheGenderDividend）①；多家国际知名商业专业服务机构纷纷以性别红利为专题进行深入研究。
从性别红利的概念产生及推出过程可以看出，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概念重塑和理论支撑应当是当前学术界的困境与难点。
因为这一概念并非来源于正统的学理探讨之中，其提出也并未致力于解决人口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中的理论争议。
需要肯定的是，当前在公共或私营组织中热议的性别红利概念具有两个方面的主要贡献。
一方面是作为一种理念主张明确强调：充分利用女性劳动力将强有力保障经济活力和提升人才储备。
正如上文联合国妇女署报告中所指出的，“女性充分就业不仅关乎社会公平与两性平等，更可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
另一方面是以多家商业数据信息定量证实了打破性别天花板，更多雇佣和提拔女性劳动者将有助于企业面对不良经济形势的挑战及获取更佳的长期回报率。
②与此同时，仍需注意到，无论是社会性别的倡导工具，还是女性能力的新兴概括，性别红利以一个学术概念参与到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必须在概念内涵和理论框架上给予新的突破。
在概念内涵上，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必须实现多学科交叉的视角统合与全景式的概念综融。
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长期集中于人口总量变化、人口增长速率与人口年龄老化的影响探讨，却忽视了其他人口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性别结构视角之所以重要，在于男女两性并不是人类社会建构的范畴，而是基于生理和生物本源下最自然、最基本与最重要的群体划分方式，因而理解和解释人口与经济社会关系，性别结构应当同数量结构、年龄结构一样成为一种基本思路。
在概念内涵上看待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的转向，不全然是一种人口结构下划分的从属关系，而应重点突出女性劳动者在人口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作用与秩序主体。
也就是说，性别红利议题超越了人口红利的概念涵盖，体现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正从家庭幕后走向工作前台的双重角色，成为了贯穿女性劳动者与经济增长、社会生活、福利政策乃至人口公共治理等方面的焦点线索，构成了学界观察和评判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变迁与转型的重要依据。
总而言之，相较于仅仅隶属于人口经济视域的人口红利，更具综合性与开放性概念表征的性别红利指的是：从女性劳动力的数量质量、人力优势和兼顾家庭等广义视角，考查性别平等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重积极效应。
这种概念延展跨越了传统思维范式，是从性别秩序的建构逻辑去挑战已有的相关学科知识体系，并尝试加入社会学和女性学等学科理念对性别红利的绝对主体性进行重构。
在理论框架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供给模型构成了人口红利的主要理论基石，加筑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重要理论支撑还需要整合女性主义、文化人类学、制度学派和福利国家等分析框架，以理解性别红利及其效应反映出来的女性劳动者独特的社会身份、角色认同和家庭责任，而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
整体上看，构成支撑性别红利的理论框架是多元理论范式的，按照其基本主张大致可以区分为“原生主义”“现代主义”“消费主义”“多元福利主义”“家庭主义”和“制度行为主义”等六种主要范式。
第
一，原生主义从原生基础强调性别红利是一种与生俱来且又在进化延续中强化的客观存在。
男女两性劳动力在主观参与、劳动技能和生产效率等多方面的表现异同不仅是一种自然赋 ①OECDLaunchofGenderReports,“PuttingALLOurMindstoWork:HarnessingtheGenderDividend,”AllonBoardforGender Equality,2012,enderequality.htm.②AlisonCookandChristyGlass,“DiversityBegetsDiversity?
TheEffectsofBoardCompositionontheAppointmentandessof WomenCEOs,”SocialScienceResearch,Vol.53,2015,pp.137-147. ·44· 朱荟陆杰华：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 予，更是在社会制度文化中学习与适应的结果。
①因此，女性个体集合而成的劳动力人口具有不同于全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行为能力。
第
二，现代主义是从现代化视角以女性现代性建构赋予性别红利的意涵。
在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进程中，强调现代化过程中女性社会角色和地位身份的转变，尤其是因生育率下降实现的女性劳动人口比例上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所带来的性别机会窗口。
第
三，消费主义的性别红利论可以被视为人口经济学中储蓄与消费关系的调和观点，人口红利通常较多关注高储蓄率的影响，而性别红利则是从女性的高消费意愿入手，认为女性既是生产者，更是消费者，以消费带动生产是女性的特有优势。
第
四，多元福利主义则是从人口再生产成本分担的角度入手，认为传统社会女性是照顾家庭和抚育孩子的主体，现代社会原本由女性承担的部分逐渐被政府、机构和组织等多元主体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共担。
②从这个角度说，性别红利也是福利经济学的产物。
第
五，家庭主义的性别红利论具有两个维度的鲜明论点。
一方面认为女性兼顾家庭与工作，制约了女性创造经济效应；另一方面是从女性肩负家庭生计的视角认为，性别红利可以为家庭建设和儿童发展提供新的贡献。
第
六，以制度行为主义论证性别红利是制度经济学在性别视角下的前沿探索。
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根源嵌入在宏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劳动力制度等多个方面，这一视角延续了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却又从性别平等的根本方向为了解和认识性别红利提供了反思性的创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跨越了人口经济学理论的单一性，突破了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预设。
性别红利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框架不再依托于传统的人口与经济两者互动关系，在性别红利的全景式理论框架呈现中更多采取的是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并没有将性别红利效应集中在经济层面上，而是在较强的包纳性基础上，关注到激发女性劳动力潜能可能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国家与家庭、群体与个体、当下与长远”的不同类型积极效应。
③
三、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从学理上讲，在社会经济最广泛层面上审视和评价性别红利可能具有的效果和收益，就是所
谓性别红利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
这里的广义是泛指对性别红利在社会领域、经济领域以及社会经济之外的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环境领域等所有面向的综合效果评价。
性别红利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是一种试图以性别平等的视角引入，将微观的女性个体、中观的家庭单位组织和宏观的社会经济系统有机结合起来，以揭示和展现性别视角下女性促进社会经济创新发展的形成及维持机制的理论构想。
如何重构一套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行秩序，是所有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从人口红利向性别红利的转向之所以如此重要，其主要原因在于反思这种转向中所蕴含的学理性的超越。
性别红利不仅仅局限于关注经济视域女 ①孙明哲：《西方性别理论变迁及其对性别定义的影响——当代性别理论的两极：两性平等与性别建构》，《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6期，第116—124页。
②OrloffAnn,“GenderintheWelfareState,”AnnualReviewofSociology,Vol.22,No.1,1996,pp.51-78.③BarbaraRisman,“GenderasaSocialStructure:TheoryWrestlingwithActivism,”GenderandSociety,Vol.18,No.4,2004,pp.429- 450.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45· 性劳动力的具体作用，而是以更公平、更自由和更全面的视角审视性别平等在不同发展领域产生的乘数效应。
从这个意义上讲，性别红利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是一种可能的理想图景，表现为女性社会参与和经济赋权增能，以及消除一切形式针对女性歧视所反映出来的相关效应。
虽然这一解释路径极具新意与特色，但囿于性别红利理论概念自身的不完善与抽象性，性别红利如何产生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具体表现和作用机制实际上并不够明晰。
随着学界对性别红利研究的逐渐深入，我们大致可以就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提炼出若干观察线索和分析的支撑。
（一）性别红利社会效应的主要表现形式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第一层次在于社会效应方面，性别红利以性别结构路径，即在女性地位、家庭分工和人口再生产的紧密关联中改变社会结构和重塑社会形态。
性别红利的社会效应主要表现在促进生育转变、增进儿童福祉、营造社会幸福、缓解社会贫困以及调节教育机会再分配等具体方面。
性别红利通过促进生育率下降和改变生育模式，进而推进社会结构的人口转变。
①与人口红利关注抚养负担轻、劳动力资源丰富不同，性别红利的分析视角从人口结构的宏观层面转移到女性地位的微观层面上。
不同时期的国内外研究都一致发现，高生育率的下降总是最先发生在妻子家庭地位较高或者妻子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中，妻子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力和自主能力对于夫妇有计划和有节制的生育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②以平衡母职增进儿童福祉。
女性既是社会劳动的参与者，更是社会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重视性别红利的社会效应将减轻职场母亲所面临的公私领域双重身份带来的压力，在国家—市场—家庭的多元主体和夫妻平等分担抚育责任的新社会模式下③，真正实现妇女儿童利益的最大化。
以性别红利关爱女性自身成长，不仅事关家庭幸福和谐，更将营造整个社会的幸福氛围。
以往幸福感研究已论证了性别差异的真实存在，无论是在生产能力、健康营养、收入分配等影响幸福的客观因素上，还是在心理体验的主观感知上，男性和女性都具有显著差异。
④性别红利将在女性视角下促进女性自我实现和男女平等，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和社会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情感反应。
依靠妇女反贫困实现缓解社会贫困。
妇女贫困是当下国际社会的重点议题，是以性别红利重述“贫困女性化”命题。
妇女既是反贫困的重点和敏感人群，也是缓解社会贫困的重要力量。
按照多重贫困理论，女性贫困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和生育文化制度多重弱势下的权利贫困，⑤提升女性可行能力，增加女性权能，将为妇女个体和社会整体的反贫困提供内生动力。
重视性别红利在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收益。
性别教育红利不仅体现在两性在入学起点上的机会平等，更体现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事实平等，以教育公平填补两性在生存与发展上的不平等，这意味着性别文明将改变男权主导的社会形态。
①WangFeng,etal.,“IsDemographyJustaNumericalExercise?
Numbers,Politics,andLegaciesofChina’sOne-ChildPolicy,”De⁃mography,Vol.55,No.5,2018,pp.693-719. ②计迎春、郑真真：《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143—161页。
③FrejkaTomas,“DeterminantsofFamilyFormationandChildbearingduringtheSocietalTransitioninCentralandEasternEurope,” DemographicResearch,Vol.19,No.7,2008,pp.139-170.④EdDiener,“SubjectiveWell-Being:TheScienceofHappinessandaProposalforaNationalIndex,”AmericanPsychologist,Vol. 55,No.1,2000,pp.34-43.⑤李小云、张瑶：《贫困女性化与女性贫困化：实证基础与理论悖论》，《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1期，第5—16页。
·46· 朱荟陆杰华：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 （二）性别红利经济效应的主要表现形式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第二层次在于经济效应方面，性别红利凭借女性劳动者在积极参与、情感投入和柔性关系等方面的独特角色和性别要素，为经济发展和商业管理领域开辟了性别化的新动力。
①性别红利取得经济效应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充分劳动参与、打破职业隔离、创新管理范式和抵御经济衰退等。
②面对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创意经济等新经济产业形势的挑战，需要女性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
性别红利的经济效应体现在释放女性的经济潜力，让女性全面参与经济生产，扩大女性就业比例，以妇女优质就业创造更大经济价值。
有研究以1965—2004年18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女性劳动参与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
③在第二届全球女性创业大会上，世界银行对女性经济作用给予了肯定：“任何的国家组织或者是经济体，如果没有男女平等地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就无法充分地发挥潜力去迎接21世纪的挑战”。
④通过性别红利扭转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打破男女两性的职业隔离状况，以提升女性劳动力价值，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
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的性别分工不仅形塑了家务活动，而且延伸到劳动力市场，女性在劳动就业中既面临难以进入体力或专业要求较高行业的水平隔离，也面临即使同一行业，也处于同工不同酬的垂直隔离。
在经济效应上，这种性别职业隔离将对经济总产出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
⑤因而注重性别红利，缩小职业性别差异，将对经济持续发展具有内在驱动作用。
以性别红利创新管理范式，在组织管理领域纳入性别维度，提倡经济管理的目标设定和制度设计中应该遵循性别平等的基本主张，践行“创新性别要素驱动组织发展”战略构想。
学者从这个意义上将“性别化创新管理”界定为：在组织管理和经济活动中，充分考虑性别因素，将性别分析的方法融入管理过程，形成性别化的创新理论、方法、技术、产品和服务，推动形成两性负责的创新管理政策，从而提高组织绩效。
⑥女性的盈利能力和消费能力成为新经济形势下走出经济衰退的重要力量。
有研究利用全球600多家公司披露的雇佣和提拔女性员工以及上百次深度访谈资料，分析女性中高层管理者对企业股价波动和长期回报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性别红利具有强有力的抵御风险能力和稳定的金融收益。
⑦除此之外，性别红利还体现在女性的消费能力上，以女性作为新兴市场，根据女性购买偏好，将极大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
⑧（三）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其他表现方面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第三层次在于社会经济效应之外的政治效应、文化效应和环境 ①熊艾伦等：《性别异质性与企业决策：文化视角下的对比研究》，《管理世界》2018年第6期，第127—139页。
②KathleenLaheyandPalomaVillota,“EconomicCrisis,GenderEquality,andPolicyResponsesinSpainandCanada,”FeministEco⁃ nomics,Vol.19,No.3,2013,pp.82-107.③AngelaGreulich,“FemaleLaborMarketParticipationandEconomicGrowth,”InternationalJournalofInnovationandSustainable Development,Vol.4,No.2,2009,pp.97-108.④富东燕：《志在人生出彩追求梦想成真——妇女参与经济发展成就综述》，《中国妇女报》2017年9月26日，第1版。
⑤姚先国、谢嗣胜：《职业隔离的经济效应——对我国城市就业人口职业性别歧视的分析》，《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 73—79页。
⑥吴欣桐、陈劲：《创新管理范式的解构与重塑——性别化的视角解析》，《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9期，第1671—1679页。
⑦McKinseyandCompany,“WomenintheWorkplace2019,”October15,2019,/2019.⑧SylviaAnnHewlett,“WhyWomenAretheBiggestEmergingMarket,”HarvardBusinessReview,March08,2010,/ 2010/03/leverage-your-female-demograph.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47· lao效应等，在各个维度下强化性别机制，密切关注资源、习惯和规范在两性之间的分布，始终反思与抵制现实社会生活中性别不平等的存在或发生，在变化世界中聚焦女性的能动发展和释放性别红利的无限可能。
一是政治效应上，性别红利在性别分析的制度框架中，推进性别主流化的政治革新和政策践行。
这既体现为女性在政府决策机构中的数量和比例提高，也表现为女性实质代表的增加。
前者指的是女性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中性别比例绝对和相对数值的扩大，后者则是性别意涵渗透到政策制定与推动的各个层次和阶段之中。
①从绝对和相对代表到实质代表都是性别红利在引领女性获取政治资源，拓展女性政治表达，推进性别化的政策改进与实践。
此外，女性作为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是文化效应上，性别红利暗含人本属性和妇女赋权的性别理念，突破了传统社会文化中的性别藩篱，为人类生活提供平等、自立和幸福的价值观念。
性别红利的视角突破了既往性别平等的差异论和支配论，并不再关注生理、心理和社会上的两性差异，或者性别不平等的历史与制度上的根源，更多以结果导向强调女性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女性所创造的巨大社会价值，以性别独有的红利优势消除显性与隐性的性别歧视，在充分肯定、认可与尊重性别红利的基础上，形成性别无涉和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文化新风尚。
三是环境效应上，性别红利将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减轻环境污染对女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强化性别视角的亲环境行为，而且有助于将两性影响评估纳入环境公共政策之中。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关于妇女与环境提出了“平等参与环境决策和管理，发展环境更为优化”的总目标，性别平等成为公私领域中环境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身为女性”并非是支持环境保护和亲环境主义的充分条件，而是性别角色和性别社会化带来了女性与环境的自然亲和相关性。
②诸多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也在提醒我们性别红利是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一项重要动力机制。

四、进一步释放性别红利潜能的理论评析及实践启示 性别红利及其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理论建构，是以性别视角对以往人口红利话语体系创新的一种尝试和探索，对于理解现代社会中女性劳动力的潜在效能，具有全方位和多视角的理论分析力。
除此之外，历史演进、视角切换和主旨扩充等多元因素也使得从人口红利向性别红利的转型成为一种求异存同却又化简为繁的必然要求。
为此，基于性别平等的视角，从学理上挖掘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理论建树，从现实上讨论释放性别红利的政策性启示，以及从前瞻上展望性别红利的研究走向，不仅有利于丰富和拓展性别红利的理论研究，同时对于促进性别平等以及进一步释放性别红利的潜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一）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理论建树有关人口红利的研究始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重要变化。
随着后人口转变的到来以及人口发展开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第二次人口红利和人口红利消失等议题探讨推动相关研究呈现一种新 ①郭夏娟、魏芃：《数量代表与实质代表：理解女性政治地位的一个理论视角》，《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5期，第57—70页。
②SmithDouglas,“Environmentalism,Feminism,andGender,”SociologicalInquiry,Vol.71,No.3,2001,pp.314-334. ·48· 朱荟陆杰华：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 转向——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从而以更为开阔的视野认识和理解人口构成中性别要素可能产生的收益。
如前所述，所谓“人口红利向性别红利的转向”是在人口红利基本研究类型的基础上，依据女性主义中性别平等的基本主张、若干假设和主要方面对人口红利概念进行扩容与重构，并以女性视角为原点，在社会经济等多领域中对性别红利的多重效应进行理论探究，从而达到以性别视角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宗旨。
从研究策略上来说，性别红利的研究强调从实践中勾画性别与社会经济多维度的理想类型，但在研究主旨上并不刻意追求精确与完备，而是在修正与进展中找寻释放性别红利的多种路径，以实现对人口红利在性别因素上的事实创新。
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别红利的研究更是偏重于构建一种创新性的理论分析范式，而不是对实证数据的检验方法。
迄今，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理论创新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
一，凸显多维特性，增强了理论概念的解释力和多样性。
人口红利和性别红利都是解释人口因素如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概念工具。
相对于人口红利，性别红利的概念界定将学术研究方向从追求全人口与经济的深度转为基于性别平等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以全方位的方式提升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向。
如果说人口红利体现概念特征在分析与应用上的专项与简约的话，那么性别红利则反映的是概念解释上的综合与杂糅。
性别红利的概念及其广义社会经济效应尽可能容纳性别与社会、性别与经济、性别与政治、性别与环境等女性人口价值的所有内涵与外延，虽然当下在概念的明确性和指标的可测性等方面尚不如人口红利那么精确，但是因性别红利专注性别平等的多维效应，在概念的适用性、理论的生长性和分析的综合性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
第
二，超越人口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在女性与社会经济全景图式下展开理论预设。
毫无疑问，性别红利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性别实践理论。
①该理论视角的实践性源于女性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维情景下的多元身份与复杂角色：女性不仅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同时还是家庭分工的主力承担者，更是社会经济建设的创新力量源。
因此，性别红利及其广义社会经济效应并不依托于传统的人口经济学视角，在理论假设、价值判断与分析维度上不再强调既往人口学的学科思维和量化统计方法，抛开人口红利中暗含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内生视角，主要以更开放包容的态度洞察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社会事实为基础，化解性别红利研究中可能涉及的“主观与客观、原生与建构、家庭与去家庭、现代与后现代”等多种理论分歧与争议，以多个象限下多种性别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组合的解构与重构实现多重理论视角的整合与超越。
第
三，为人口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一种新的可能形态，性别红利成为创新人口理论的新契机。
人口学长期关注若干分散的研究议题，如生育制度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人口变迁等，性别红利的理论视角可以视为这些关注点的“元问题”，以性别思路将相关的多个分割样式的探讨串联起来。
因此，性别红利假设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跳出“年龄结构—经济增长”的单向度，而以女性与广义社会经济领域形成相关矩阵，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开创新的学术成长点。
（二）进一步释放性别红利的实践启示首先，人口红利的重要作用不应局限在经济奇迹中，而是从性别角度洞见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效应。
人口红利是一个建立在人口机会窗口的经济学概念。
②学界关于人口红利的讨论并不充分考虑社会现实情境，而主要是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中分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轻的抚养比 ①佟新：《性别社会学需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性别实践理论》，《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4期，第10—11页。
②原新、高瑗、李竞博：《人口红利概念及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再认识——聚焦于人口机会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7年第
6 期，第19—31页。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49· 将在何时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虽然也有不少学术论证从人力资本或高储蓄率等角度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假说，但是在本质上都没有离开经济学逻辑。
从性别红利提出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理论假设，必须在两个方面突破现实制约：一是将人口因素的可能受益从经济角度超越传统视角，将性别要素置于社会经济的多维层面；二是将制约性别红利的症结归结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的桎梏，在女性赋权增能的过程中实现人口红利的新源泉。
其次，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的根本出路在于女性能力建设，以性别平等的实践路径作为反思红利获取的着力方向。
关于男女两性的事实平等，当前学界的主流政策性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强调女性的独有优势，彰显女性特质；另一个是忽略性别客观差异，强调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建构。
事实上，前者是从个体层次看待女性群体，突出女性特有的价值与贡献；后者则是从群体层次看待男女两性，立足于在家庭内部和职业场所等所有领域实现性别的无差别化对待。
由此形成的实践措施和政策建议无外乎是以教育加大对女性（包括女童）的人力资本投资，或者是反对性别歧视以促进女性人口就业，以及保障女性生存和发展的友好和优待。
然而，性别红利及其广义社会经济效应是将性别平等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关联起来，不再是个体层次或群体层次，属于一种宏观的社会经济整体层次的分析维度。
因此，以性别红利的分析思路去思考女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实现机制，应该着眼于从社会经济结构优化与制度改革的角度去设计性别平等的重构新路径。
最后，将“促进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权益”作为处理性别问题的基本准则和法律依据，并以此释放性别红利的潜能。
性别平等在我国家庭婚姻和女性发展的政策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地位。
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主张，更是一项国家意志。
①在我国宪法、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护法中都明确规定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唯有坚持贯穿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奠定妇女权益保障基石，将性别平等的理念和实践落实到位，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女性人口在广义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发展桎梏，促进性别红利的真正实现。
（三）性别红利的未来研究展望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的转向，无疑将丰富和拓展人口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视角。
相对于人口红利仅仅从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二元关系，性别红利倾向于将女性与广义社会经济的诸多因素进行多元模式的考察。
展望未来，这种研究转向不仅仅应当停留在理论假设层面，更应当在新视角与新思路下深化对理论的检验和对实践的推进。
未来性别红利的研究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
在认识上，高度重视新时代人口转变过程中性别红利研究的重要意义。
学界对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逐渐萎缩、人口素质的快速提升，以及人口问题的结构性与复合型共存等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
面对人口发展形势的新形态，转换人口红利的单一思路，聚焦女性人口在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上的可得性与可及性，在性别视角下对人口机会窗口进行新解读，不仅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也有利于找寻以性别红利作为收获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现实路径。
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对性别红利理论分析框架的研究。
现阶段，性别红利的研究仍处于雏形阶段，多呈现为理论猜想与现实观察，更多借鉴性别平等视角下的既有认知。
下一步研究要尽可能避免研究问题的“新瓶装旧酒”，更多需要汲取多学科的共同智慧，在理论范式、概念界定、测 ①程秀英：《国家的性别——西方女性主义国家理论选评兼论其在中国的运用》，《学海》2017年第4期，第94—100页。
·50· 朱荟陆杰华：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 量指标、影响因素、机制分析等系统层面搭建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切实推动性别红利的深度研究。
在方法上，注重基于理论建树开展对性别红利的实证探究。
性别红利概念内涵和理论框架的 复合型和多维性提示我们，对性别红利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进行具有全面涵盖力的量化分析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挑战。
应尽可能在借鉴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既在客观上找寻覆盖多个方面的数据信息和样本构成，也在主观上对性别红利及其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测量与操作化进行学术比较的标准化分析。
此外，这种量化研究需要在国别比较、地区比较、时空比较、文化比较中对性别红利的现状与趋势进行精准证实或证伪。
在实践上，深化分析收获性别红利的制度设计与战略构想。
近半个世纪的妇女理论研究和妇女解放实践证明：只依靠妇女参与发展（WomeninDevelopment）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妇女地位，必须深刻关注性别与社会经济发展（GenderandDevelopment）的内在联系，以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践原则，在社会、经济和政策各领域的政策设计、政策执行与政策反馈评估上，都要充分考虑到性别视角与女性需求，以战略性和系统性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①一方面对保障女性的权利、机会和发展实行公平公正的策略，另一方面对事实存在的性别不平等进行差别化的对待及向弱势群体倾斜，真正实现从性别红利的学术探讨到性别友好型的社会建构，持久开发与利用性别平等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
FromDemographicDividendtoGenderDividend:TheoreticalThinkingontheBroadSocialandEconomicEffects fromthePerspectiveofGenderEquality ZhuHui,LuJiehua Abstract:Thedemographicdividendhasalwaysbeenoneofthecoreicsthatacademiapaysattentionto,butpreviousstudieshaveignoredthegenderstructureperspectiveimplicitundertheframeworkofthedemographicdividend.Sofar,ithasnotbeenabletofullyconsiderthepotentialbroadsocialandeconomiceffectsfromtheperspectiveofgenderequality.Theoretically,thetransitionfromthedemographicdividendtothegenderdividendrequiresnotonlytheintegrationandexpansionofrelevantconceptsineconomics,demography,sociology,andfeminism,butalsofullconsiderationshouldbegiventotheanalyticalframeworkofpluraltheoriesthatsupportthegenderdividend.Insum,thebroadsocialandeconomiceffectofgenderdividendreferstoprehensiveeffectofgenderdividendinthesocial,economic,political,culturalandenvironmentalfields,etc.,amongwhich,eacheffectpresentsthespecificmanifestationswithrichconnotationsanddiverseaspects.Therefore,furtherexplorationsonthetheoreticalachievementsfromthedemographicdividendtothegenderdividendstudies,aswellastherealisticpathtoachievethebroadsocialandeconomiceffectsofthegenderdividend,arenotonlyanimportantobjectivefortheorists,butalsorepresentasignificantrealisticrequirement. Keywords:DemographicDividend;GenderDividend;BroadSocialandEconomicEffects;GenderEquality 【责任编辑：陈瑞香】 ①陆杰华、汪斌：《中国性别红利的发展潜力、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构想——基于性别平等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第6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