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4日星期一Tel：（010）62580692 主编：郭勉愈编辑：高雅丽校对：王心怡E-mail押sxzk＠ VIEWPOINTS观点
7 十九大精神大家谈③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7月视察中科院提出的“四个率先”要求，在院党组“率先行动”升级版的指导下，分院的举措之首是推进研究所深化改革；同时，结合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大力度集聚创新资源，不断加大提供创新发展的科技支撑。
学思践悟励精图治 姻王学定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7月视察中科院提出的“四个率先”要求，在院党组“率先行动”升级版的指导下，分院的举措之首是推进研究所深化改革；同时，结合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大力度集聚创新资源，不断加大提供创新发展的科技支撑。
学深悟透十九大精神 通过观看十九大会议实况和媒体资料，院党组、省委领导专家辅导报告，分院组织的专题辅导报告和中心组学习等活动，结合工作实际，初步有三个方面的最深体会。
一是在14个坚持中，从第一个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统领论述开始，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等12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坚持的原则，到第14个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14个坚持从党领导一切出发，到最后坚持的保证措施是全面从严治党，逻辑推理严密、形成一个闭环。
并对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是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也是党的根本性建设；从5个方面论述了政治建设的内涵。
二是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特别是从要瞄准世界前沿、加强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等六个方面论述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明确提出到2035年科技实力将大 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在建国100年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原创性重大突破、颠覆性技术创新等，为建设科技强国等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全面增强执政本领，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法制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等八项本领。
这就要求我们各级党员干部，必须提高自身能力；带头学习贯彻十九大会议精神，关键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率先行动”续写新篇章 在院“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新时期办院方针指引下，按照国家、中科院、区域发展重大战略部署，成都分院紧紧围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天府新区等重大历史机遇，谋划未来发展。
坚持以“优化机构、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创新文化”为原则指导研究所改革创新和转制单位的创业发展；坚持以“产出导向、抓大育小、三链融合、政策激励”为原则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坚持以“需求牵引、资源聚集、营造环境、完善网络”为原则夯实创新平台建设。
结合十九大会议精神学习，在以下五个方面重点抓落实、见实效。
在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方面，从分院层面积极配合院党组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宏观规划、有效组 织，以特色研究所成都山地所为主体，聚合相关科技力量，积极谋划筹建中科院防灾减灾创新研究院；加强我国地震带山地灾害减灾防灾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为川藏铁路康定—林芝段建设的预可研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等；积极推进建设“中国—巴基斯坦地球科学中心”等。
另外，以防灾减灾创新研究院为先导，积极推进分院其他单位进一步在“率先行动”中分类改革和特色建设。
在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方面，持续推动成都分院作为法人单位承担的“十二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项目在稻城建设，在完成四川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抓紧国家支持的观测基地和测控基地建设，争取2018年底建成部分设施并开展观测研究。
积极协助推进空间中心承担的“十三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子午工程二期）”核心观测“圆环阵太阳风射电成像望远镜”项目在稻城落地建设；积极协助云南天文台在稻城开展望远镜选址观测任务等，为争取“十四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项目创造条件；聚集院内一些对天观测重大项目在稻城集聚发展，为宇宙学、粒子物理、空间环境等交叉研究提供综合平台，也将为科技普及和四川藏区脱贫攻坚作出重大贡献。
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方面，全面落实中科院与四川省、重庆市、西藏自治区政府等签订的“十三五”新一轮科技合作协议内容；认真抓好白春礼院长等院领导先后视察指导成都分院创新发展，并与川渝藏等省市主要领导就深化 科技合作、促进区域创新发展进行高层会商与顶层设计的各项任务；特别是在推进四川省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以及在绵阳科技城、成都科学城建设方面，助力四川实施“三大发展战略”。
在科技服务网络体系提供双创新引擎方面，以中科院成都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为核心在川渝藏构建完善科技服务网络，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加强与地方的沟通协调。
例如，共建产业技术联盟，助推燃气轮机、石墨烯、钒钛资源、新能源材料等产业创新发展，助力绿色城市、智慧城市跨越发展；共建成都“三权改革”联盟、成都校院地协同创新技术转移联盟，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落地工作，完善并兑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引进并加快培育一批成果转化及技术工程化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助推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在强化战略科技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抢抓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天府新区、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三大机遇，认真抓实成都分院整体入驻成都科学城工作。
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4月视察成都科学城时，给予了很高评价。
成都分院新园区建设是四川省“十三五”100个重大项目之
一，截至目前，主体工程进展顺利。
在中科院的大力支持下，加快推动新上项目论证进度，高规格、高标准推动新园区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建设；以此为基础，积极与天府新区政府共同推进科技人员的3H工程建设，为科技人员提供美丽的生活环境，实现承载创新发展新园区的新梦想。
（作者系成都分院分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 三思堂 栏目主持：韩天琪邮箱：tqhan@ 隐私保护意识仍需加强■吕小羽 前不久，有媒体披露了吉林、湖南、湖北等地多所高校官网存在泄露学生个人信息的情况。
这些高校在公示学生信息时，未对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作出必要处理。
日前，教育部对这些做法出示了“红牌”。
教育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个别省份和高校在公示受助学生信息时，含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 从主观上来看，高校网站泄露学生信息应该不是故意的，是出于工作人员的考虑不周。
但这恰恰暴露了不少人缺乏隐私保护意识的现状。
高校工作人员缺乏隐私保护意识，把学生的信息公布在网上；学生缺乏隐私保护意识，对学校的做法并未提出质疑，因为被公布的是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名单，学生们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某种“好处”，对学校的考虑不周也就不好意思再去较真。
这种隐私保护让位于现实利益的考虑非常具有普遍性。
此前还有媒体报道，中国互联网用户普遍缺乏隐私保护意识，很多人愿意用个人信息来交换网站提供的服务，只有50%的中国人认为在网上分享个人信息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学校可能认为，必须把获奖者的名单及个人信息公布出来才显得公开透明。
这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其他高校公布国家奖学金名单时并没有直接公开受益对象的身份证号，也没有造成公开透明和泄露隐私之间的冲突。
必须重视隐私保护的原因，在于其可能遗留安全隐患，甚至造成直接的利益损失。
身份证号等信息，会给不法分子进行骚扰、诈骗带来便利。
隐私泄露可能会对个人造成权益损害，也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 《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6》显示，中国网民因为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遭受的总体经济损失约915亿元。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电子支付越来越普及，隐私泄露可能造成的危害将更大。
因此，从社会到个人都应提高隐私保护意识，尤其是行政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这是对公民权益负责任的态度。
只有公共部门和个人都明确树立隐私保护意识，才能更好地推动相关法规的完善和执行，让隐私保护成为整个社会的习惯，从而使社会生活更有序，社会环境更安全。
智库 打破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的路径依赖 ———从行政导向到市场导向，从数量估计到分类经济评价 姻肖尤丹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不高，长期被视为影响我国科研体系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性问题。
近年来，但凡论及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问题，舆论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论调：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每年过万亿元，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而且相比发达国家70%~80的成果转化率，我国成果转化状况不容乐观。
这样的说法虽然传播广泛且影响巨大，但不少学者研究都已经指出上述关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数据，实际上缺乏基础、必要的统计和计算依据。
由于缺乏国际可比指标，常常被引用作为对照组的各种国外成果转化率数据，也大都是“张冠李戴”的错误引述。
最初科技成果转化率概念的提出，使科学研究成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得以形象化地呈现，对上世纪80年代强化科技经济结合发挥了阶段性的作用。
但是，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与科技成果转化率测算有关的科技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技成果转化率作为衡量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指标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科技成果转化率是计划经济时代科技行政管理的产物 “转化率”这一源自化学领域的技术经济指标，伴随着科技成果登记、鉴定和科技奖励等科技行政管理活动面向经济建设的发展，被逐步扩展用于监测、评价科技奖励、财政科技投入形成成果的推广实施情况。
从现有文献来看，地方科技行政部门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开始对科技成果转化情况进行定量分析。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6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制定实施后，“科技成果转化率”转而成为衡量财政科技投入产出社会效益的指标。
1998年财政部制定的《文教行政财务管理和经费使用效益考核办法》（财公字[1998]234号），就将“成果转化率（%）”列为评价科学事业的社会效益指标，给出的计算公式是“应用成果数/成果数×100%”，还明确“考核期一般在三年以上，由主管部门和预算单位根据实际需要自行确定”。
在此基础上，国家对我国全社会科技成果转化率作出了一些定量的估计，比如199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提出，“据科技部估计，在我国每年取得的近3万项科技成果中，只有20%左右的成果转化并批量生产，而能形成产业规模的大约只有5%”。
行政导向的数量统计方式难以全面评估成果转化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财政部文件确定的计算方法还是全国人大转述的科技部估计，显然都需要全面、准确的全国科技成果登记和应用实施情况统计。
但现实情况是，科技成果登记和统计仅能覆盖全社会研发产出的极小部分，甚至不到5%。
以2016年国家科技成果登记数据中的知识产权数量为例，《2016年全国科技成果统计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度登记的58779项科技成果中，共获得109173项知识产权（包含已授权和已受理），其中，已授权专利数为70616项”，而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期《专利统计年报2016》显示，2016年“国内专利授权数量为1628881项”，成果登记数仅占当期全国授权专利数的4.3%。
作为国家财政科技项目的主要承担者，大专院校在科技成果登记上也是类似的情况，成果登记数仅占当期授权专利数的10.9%。
除此以外，现有统计方式过于聚焦已有成 果的转化，采用知识产权许可转让等易于统计的数据表征科技成果转让，但这就导致了成果转化统计与主流技术交易方式脱节。
因此，科技成果转化率测算问题的根源看似在于调查样本、评价对象、计算方法和统计口径等技术性因素，但更重要的却是对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内涵的旧有线性思维，和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对固有科技行政管理方式的路径依赖。
科技成果转化评价的国际经验和统计比较 与我国不同，国际上几乎没有采取类似科技成果转化率方式的统计调查和评价方式。
在评价类似于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的活动方面，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更倾向于使用市场导向的评价方法，强调从市场价值的角度评价相关成果的技术转移和商业化实施效果。
而且，针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绩效评价，往往是通过更为综合化的指标体系。
比如，欧洲知识转移测度专家委员会采用七项指标评价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识转移活动，其中包括合作研究开发合同数、发明披露数、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技术许可数、许可收入数和衍生新设企业数。
在国际可比性评价方面，OECD2013年发布的《公共科研商业化：新趋势与新战略》报告就利用各国相关公开数据，对部分国家的公共科研商业化绩效进行了国际比较。
该报告使用“年度技术许可或转让收入占同期研发支出的比重”（可简称“转让研发比”）作为衡量公共科研部门转化效率的重要指标。
根据测算，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这五大经济体的主要科研部门（含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在2004年~2011年的“转让研发比”基本处在1%至7%之间。
其中，美国的表现最佳，平均值为4.8%，其次是澳大利亚2.2%、欧盟1.7%、英国1.4%以及加拿大1.2%。
以“转让研发比”为标准，按照《2016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的相关数据，清华大学2016年“转让研发比”已经高达18.5%。
而被视为世界范围内技术转移绩效最优之一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同期的“转让研发比”仅为5.9%。
这显示出，我国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正在并逐步进入“世界领跑”的行列。
加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分类经济评价 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我国亟须尽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分类经济评价体系，有效、客观、准确地了解机构、区域和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状况，准确评估和了解当前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进展和成就，支撑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布局，深化国家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改革和动态调整。
加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分类经济评价，必须抛弃惯有的科技成果转化线性思维，从价值生成、价值发现到价值实现的市场视角，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解，围绕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根据机构性质、行业特点、研发方式和产出形态，对标已有的国际评价指标，根据评价目标和价值导向，选取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建立覆盖综合数据和统计基础的常态化监测体系。
还需要注意的是，对公共科研机构和财政资助形成成果的转化效率评价，必须依据现有法律规定，不能将其异化为对公共科研机构商业营利能力的驱动。
以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评价，引导公共研发机构开展适合其性质、使命和定位的知识和技术转移。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本文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供稿） 最近，一年一度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正在评审当中，评审结果预计将很快揭晓。
作为目前最受关注的人才计划之
一，长江学者由于名额很少，竞争一直非常激烈。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表示，为了使“长江学者”评审更加公平公正，教育部每年都会对申报材料与最终评审结果进行总结分析。
据对过去某年的申报材料进行统计分析，当年计划共评出特聘教授150人，申报特聘教授的材料约2300份，概率约为6%。
在评审过程中，每份申请材料选通讯评审专家共15人，10人从国内同行中随机遴选，5人从国外专家中遴选。
根据通讯评审情况，再遴选出优秀者进入会议评审阶段。
那么，我国人才计划头衔的设置与评选对学术界有哪些影响？《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各种“帽子”满天飞 “现在的人才头衔非常多， 人才头■衔本 报记者 应韩 天 回归荣誉琪 国家层面、地方都有很多人才计 划。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 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国梁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目前比较强 调人才计划头衔，这确实是我国科技体制中比较 明显的一个现象。
“各种‘帽子’满天飞，与此相对应的是各个 单位把这些‘帽子’作为评价的指标。
”在北京科 技大学教授潜伟看来，造成人才计划头衔激烈竞 争的原因之一是大学之间的竞争，“大学之间的 评价指标有师资指标，这导致大学有很大的动力 去聘请有人才头衔的师资。
最终形成了有‘帽子’ 的人身价越来越高的局面。
很多学校因为被其他 学校高价挖走了有人才头衔的人才，最终‘被迫’ 加入了抢人才头衔的大战”。
据潜伟介绍，教育部因此出台了一些政策， 防止高校之间，特别是东部高校从西部高校挖人 才。
“但是这种现象屡禁不止，通过行政命令改变 还是很难的，唯有加强高校自身建设和引入公平 的竞争机制，才可能有所改善。
” 人才“头衔化” “国家设计各种人才计划的初衷是为了促进
人才的成长，但在实际过程中也未必全是正面作用，也有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能否对人才起到真正的激励作用，是否有可能造成科研人员的急功近利等等。
”杨国梁认为，人才计划在现实操作过程中可能产生以下影响。
一是影响人才间的正常竞争。
“有科研人员戏言，45岁是个坎，45岁评上人才头衔的可以靠着这项头衔拿到很多资源，而没有评上的因为没有再参评的资格了，科研积极性会受到一定的打击。
” 二是在课题申请和评审过程中，对有人才计划头衔的科研人员过分看重，造成了课题申请重“头衔”，用“头衔”去获取课题和奖项。
而对课题申请究竟有多少创新价值和研究价值被掩盖或淡化了。
三是附加在各种人才计划上面的东西太多了，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人才成长的规律。
“本来人才是按部就班的成长，现在因为年龄的限定，揠苗助长、急功近利等等现象都存在。
” 四是加剧了学术界的“马太效应”，有人才头衔的掌握了很多资源，而没有人才头衔的很难有什么出路。
五是这项制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有人才头衔的科研人员有很多兼职。
六是扰乱了科研人员的正常工资体系，很多高校为了抢有人才计划头衔的人，开出天价年薪。
潜伟也深有同感，“我国各人才计划评选时把是否获得过其他人才计划头衔、各种级别的基金和项目作为评选标准之
一，形成了‘赢者通吃’的局面。
但获选人才计划头衔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学术水平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
” 人才头衔不应与利益挂钩 杨国梁据其在英国和德国等的访学经历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国外的很多人才头衔是荣誉称号。
“荣誉称号比较典型的是院士，但与国内不同的是，国外很多学术界的荣誉称号并不附加特权，比如斯坦福大学给诺奖得主的‘特权’仅仅是提供一个免费车位。
从支持人才成长的角度，也有很多人才计划，包括年轻人才成长的计划等，有一定积累的学者也有相关的人才计划，比如德国有‘洪堡学者’，英国有‘牛顿基金’，这都是对人才成长的支持。
” 同样的，国外的人才计划获得者也没有在项目申请等方面享受“特权”。
“比如成为‘洪堡学者’之后，可以加入‘洪堡学者’的网络，与其他洪堡学者的联系更加方便。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权。
”杨国梁强调，国外在评选人才头衔和人才计划时有两个特点，一是更关注科研产出，而不是投入；二是更重视同行评议。
对于我国人才计划的未来发展方向，潜伟认为还是要给科研人员宽松自由的环境。
“现在的人才计划有将竞争年轻化的趋势，这迫使科研人员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要攒够‘资本’，否则科研之路就会坎坷许多。
” 杨国梁建议，在人才计划评选时要定性定量相结合。
“把定量的门槛设置得高一点。
至少在过了一定的门槛之后，再由专家评审。
反过来说，评审过程也需要一定的弹性，不能完全依靠定量指标。
”这样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评选的公平公正。
杨国梁认为，人才计划本身应该回归荣誉，附加太多的资源和利益的话就会造成种种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