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22751882014年3月30日星期日 hqjchaozhou78@百姓话题07 ■杂咀稗说 ■韩江时评 名人日记不可全信 筵陈仓 不可拿政策忽悠百姓 在我的藏书中，有几十本古今中外名人日记。
起初，我把名人日记当宝贝，当可信之物，甚至将其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依据性资料。
后来，对历史经验，对政治权谋，对权贵偏好，特别是对人性的复杂性有较多理解后，才开始以审慎态度看待名人日记，不全信其中的内容。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趋利避害，自我保护，消灾免祸也是人之本性。
写日记，在私密日记中记录重要事项，既有抗拒遗忘的功能，也有自留证据，以便来日自证清白的作用。
就人性而言，人人乐于自证清白，自证无罪，推卸责任，规避问责，而不是自留把柄，自证有罪，勇担罪责，等待追究，自投罗网。
那么，名人日记难免存在选择性记录、歪曲型记录、缩放型记录、掩饰型记录，尽量记录对自己有利，且对别人不利，规避自身责任的事情。
日记是一种作者独自执笔，自话自说，没有旁证，没有争论对象，没有复核验证者的单方面文书，没有文件生成历史档案的那种公开性、规范性和程序性验证机制，因此，名人日记的主观性远远大于客观性。
如果有些事涉及到自己，其全面性、中立性和纪实性难免大打折扣。
“总统是靠不住的”！那么，总统字斟句酌，写于密室的日记可靠吗？历史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如果日记中缺少一些细节，将四条腿的凳子记录成三条腿，那么，真假、是非、曲直、善恶、错对，及其评判就会走样变形。
如果日记作者没有真诚的忏悔意识，且偏好文过饰非、自欺欺人，那么，不要说暴露自己的阴暗面，就是说自己的正事、好事、俗事、琐事，也会把日记写成自吹自擂的广告宣传品。
政要纠葛多，名人是非多，闻人麻烦多，达人传说多，强人恩怨多，这皆是人世常态。
日记属于私密文本，本不必公开，不必张扬，无须发表出版，但是，某些蓄意传之后世，特别是秘密封存保管，有待来日“解密”的日记，准备适当时候出版的名人日记，委托特定人士在特定时间公布的日记，多半是故意写成留存，专门留给后人去看的。
同为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经手人、责任人，如果谁书写留存了日记，那么，他就为自己留下了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别人的“传单”、“说明书”、“情况通报”、“揭发材料”，就可以为自己辩白洗冤，甚至为自己免责翻案。
因此，某些历史背景复杂的政治人物，特别是生前有严重争议的大人物或名人，他们留下的那些准备让后人看的日记十分可疑，如果没有文件旁证、档案佐证和客观事实印证依据，不可轻易采信。
法国思想家拉罗什夫科说：“人类总是将最大的奉承留给自己。
”在我看来，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特别是“屁股指挥大脑”的恶俗，人类总是将最严厉的批评，最严格的监督，以及不由分说，毫不犹豫的质疑与否定指向别人。
就人性而言，如果写日记，写自传，做口述自传，作者和传主的自我建构，自我“装修”，自我标榜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某些看似一本正经，郑重其事，煞有介事的自我批评，自我告诫，自我反省，自我“剖析”，自骂自嘲皆是十分可疑的。
例如，清代某“圣贤”日记中记录的自己年轻时骄傲、虚伪、好色、好交际、浮躁、不安静种种“劣迹”，不过是换一种方式，有意无意地告诉别人，我乃孔圣人忠实信徒，“吾一日三省吾身”，我少年得志脾气大，我照顾别人面子不伤人，我是个发育正常的年轻单身贵族，我好交朋友，我爱热闹爱文艺活动，我与京城各界人士打成一片，我密切联系名流高士，我人缘很好而已。
同时，暗示读者，经过多年历练，饱经沧桑，上年纪之后，我慢慢修炼成几乎没有人性弱点和俗人特点的圣人。
类似的“反省”日记，在民国政要日记中比比皆是。
不说别的，青年举子们“年少轻狂”的故事能算“劣迹”吗？少壮派将领们“爱美似英雄”的故事能算“毛病”吗？显而易见，这种貌似严格“自省”的“自我监督”全是瞎扯，并证明自己是生理发育正常，心理无障碍，有爱美之心，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
总而言之，传世的名人日记，特别是名人生前出版的日记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只能作为参考资料，而不可作为依据性史料。
筵阮直 记得有个幽默段子说：父母忽悠孩子，叫教育；孩子忽悠父母，叫欺骗；男人忽悠女人，叫调戏；女人忽悠男人，叫勾引；政府忽悠百姓，叫政策。
前五句的忽悠不算怪，后一句的忽悠有点赖。
作为人民群众深深信赖、尊重的每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不管你是上管天的气局，下管地的土地局，还是中间管空气的环保局，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服务机构。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各级政府部委办局，就是要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
这就像一个大家庭雇佣的仆人，要实心实意地为主人服务，我 们的公务员叫人民公仆，就是人民的雇员。
可如今就有仆人忽悠起主人了，还敢用“政策”忽悠，老夫有例为证。
杭州市政府发言日前宣布，从2014年3月26日零时起，杭州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也就是限牌了。
实行这个政策本事无可非议，市民也感受到了城市的堵车之苦，知道早晚都有这一天。
正当空穴有风、苗头乍现，市民准备提前买车时，杭州市治堵办对于限牌一事多次辟谣，表示杭州公共交通体系以及路网建设尚不具备限牌条件，限牌之前也还有限行升级等治堵措施，并认为限牌之说是车商为了刺激消费的炒作。
治堵办的多次辟谣，给想买车，暂时还钱紧的市民吃了定心丸，多数市民也认定马上限牌就是商家的促销，借着政府部门政策的权威性忽悠市民买车。
可雪埋不住死猪，就有一位私营企业老板，敢一口气买下了1000多辆廉价的面包车，用于囤积牌照，就多家4S店紧急从周边车行往杭州调车卖。
正当这花乱渐欲迷人眼，十里雾中看彩灯时，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6日起开始限牌。
有网民大呼，这是范伟遭遇赵本山———被忽悠了。
堵车办的辟谣原来是“造谣”。
以政府的名义辟谣，恰恰是造谣，连“父母官”都不敢干的事情，仆人干了。
其实，市民买车不买车都能过上幸福的日子，可是为人民服务的部门你不能拿政策忽悠百姓呀。
“狼来了”的谎言孩子玩，大人不让，大人玩孩子无奈，政府玩，百姓就遭殃了。
更让人愤愤的是，政府“辟谣”是为了向民众保密，可有的汽车行和想囤牌借机发财的老板却能掌握准确的信息，这是为何？政府的一个部门拿政策忽悠一次民众，就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也把那些普通百姓的轿车梦变成黄粱梦。
贫富差别不会让人失望，让人心凉的就是这种在机遇面前的厚此薄彼。
公共政策面向公众，必须要公开、公平呀。
公共政策借助公权 的权威也玩起了“三国谋略”，搞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搞突然袭击，让百姓措手不及，这公仆就比公牛都牛了。
我想，拿政策忽悠百姓的事儿不能忽悠完了就像算了解吧，事关民生的政策更不是小品，谢幕一场就算再见。
人们等待着杭州堵车办给市民一个说法。
拿着政策忽悠市民为哪般？消息灵通人士一次敢囤积车牌数百，是哪位“仙人指路”？ 我们是法治社会，法能管个体，也能管部门吧。
不能总是把谣言的根源归咎于网民，我们的司法机关可不能执法也挑软柿子吧，我断定，杭州堵车办这回是摊上事了，是摊上大事了。
杭州限牌大搞突然袭击，难获公众尊重 筵王石川 3月25日19点，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6日起开始限牌。
根据规定，自2014年3月26日零时起，在杭州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采取控制总量和“错峰限行”调整的双重措施。
对杭州市行政区域内小客车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 理，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
大量网民对政府突然宣布限行的行为表示不理解，认为政府多次辟谣又突然宣布，有损公信力。
我国已经快速进入汽车社会，用“车轮上的国度”来形容绝非夸张，由此导致一系列城市病，比如交通拥堵，加剧空气污染和能源紧张。
据称，治理拥堵和环境保护的 现实需求使得政府使出了限牌这个“杀手锏”。
限牌，并非不可，但该不该搞突然袭击？ 面对突然袭击的质疑，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陆献德解释，政府向公众保密的最大原因是限牌“太过敏感”，总结其他已推“限”城市的经验，选择“突然袭击”的方式更为保险。
这番言辞经不起推敲， 限牌谈不上敏感，即便敏感也没有理由向公众保密；至于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更是显得苍白而无力，其他地方的不是经验而是教训，岂不闻其他地方搞突然袭击而备受舆论质疑？ 更耐人寻味的是，政府向民众保密，而一些汽车销售门店却能掌握信息，这是为何？ 公共政策面向公众，必须问计于民，在出台之前广泛征求意见。
搞突然袭击，让人防不胜防，缺乏民意的充分参与，公共政策便失去合理性，即便强硬出台，也会遭遇民众冷眼相对。
有学者直言，公民的广泛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弊端，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还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与公众玩捉迷藏，这样的公共政策能有多大号召力？让公众疲于奔命，围绕政策起舞，政府部门还能赢得尊重吗？ ■看图说话 环评造假靠行贿 筵吴之如 《法制日报》报道，江苏省宜兴市4名乡镇干部，借机收受环评中介机构贿赂，造成市场不正当竞争，被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3至5年有期徒刑。
如果环评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那么，一些污染项目就会顺利过关，就会披着合法的外衣污染环境，损害百姓的健康。
有些地方为什么能让污染企业长期落户藏身，躲过相关部门的环保监查？说到底，不过是当地某些干部因为自身利益驱使，因而敢于违反国家的环保国策、违背当地百姓的正当权益和长远利益，利用职权收受了大笔贿赂后，将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招商”进门，更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弄虚作假，使其轻松通过环评。
他们贪欲膨胀，以权谋钱，引狼入室，充当环境污染的保护伞，受到法律严惩，正是理所当然之事，饱受环境污染之害的民众自然会拍手称快。
有道是： 环评造假靠行贿，污染恶魔紧相随；贪官奸商俱惩办，蓝天清水得回归。
■社会走笔 年轻人不愿呆在“体制外的家乡”？ 筵邓海建 逃离或者逃回，北上广成了不少年轻人烦恼的话题。
有人说，不是不想回，而是回家之后想要过得好。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联合发起的一项调查（65774人参与）显示，89.3%的受访者有过回老家（特指二三四线城市或县城）工作、生活的念头。
同时，63.3%的受访者发现，年轻人回乡就业，大多倾向于进体制内单位。
（《中国青年报》3月25日） 故乡不是不想回，只是，人生就是不断做选择的旅程。
房价高的时候，北上广会“被逃离”；而公平稀缺的时候，留在大城市的梦想又会被蜂拥挤兑。
亲疏冷热，不过根源于生活的性价比。
要么不回家乡，回家乡则希望留在“体制内”，这似乎成了不少年轻人的理想。
这样的想法或可存疑：目前， 我国有公务员约700多万人、事业单位员工3000多万人。
从比例上看“，体制内”绝对是少数。
但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职位只有1.9万多个，报考人数却达到了111.9万人。
从现实而言，体制内确实令人无限向往。
冯唐易老，最回不去的，莫若故乡。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呆在“体制外的家乡”？这看起来是个伤感的话题，其实也是个矫情的伪命题。
2008年左右，一拨人逃回家乡，脚步未稳，旋即转身。
据说无非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老家复杂的人际关系让就业成本大大增加，办事难、创业难、实体经济难；二是大城市拥有小城市无法企及的就业空间和经济发展水平，譬如创意文化、电子通信等专业。
两害相权，房价上的怨愤，自会成为浮云。
调查显示，影响年轻人返乡的因素中，46.1%的人指出老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太理想，14.6%的人认为周围人的道德素质不理想，12.3%的人指出老 家就业环境的公平性并不理想———其实，不是不想回乡，而是“乡”已经容不下怀揣公平、正义诉求与梦想的年轻人。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语重心长地建议年轻人回中小城市去，声称“回去说不定当上县长了，现在北漂漂了十来年什么东西都没漂出来。
”只是，他们不理解两件事： 一来，人往高处走，阶层自由流动是最令人鼓舞的现实。
古代那些文人骚客，不也一样有老死“长安”而不肯返乡的吗？如今，大城市的吸聚效应更为彰显，不是家乡变糟了，而是离开家乡追逐梦想变得更易如反掌。
二来，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来说，去留之间，更能看出改革的着力点。
农村出现空心化，那城乡一体化还有多少可以作为的空间？大城市病频发，那卫星城建设去哪儿了？迁徙自由之下，麻烦与症结、争执与博弈，都是制度设计亟待调整的内容。
“低价药”都去哪儿了？ 筵谢庆富 近日，家住长沙城南的张女士脸上皮肤过敏，到楼下药房买维生素
E。
一问价格，每盒120元。
张女士跑了韶山路上好几个药房，都没有找到基本药物目录中不到10元一盒的维生素
E。
（3月23日《人民日报》） 低价基本药物难买，替代药贵出十几倍，已成为一种“明规则”。
由于价格过低，药企没有利润甚至还要亏本，因此不愿意生产低价基本药物。
另一方面，按照现行药品加成政策，药品在中标价的基础上可以顺价加 成10%—15%，也就是说药价越高，医院获得的收入就越高，因此一些医院和医生更愿意开高价药，不愿意开低价基本药物。
对这一情况，国家相关部门是看得见的，并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比如出台药品“限价令”、“降价令”。
但一系列药品“限价令”、“降价令”的出台并没有达到抑制药品越来越贵的势头，相反，还加快了低价基本药物的消失速度。
药企应对“限价令”通常有两手：将限价、降价名单里的药品停产，或换一种规格、改个名称、加点配方，简单地 换个马甲，以新药面目示人，价格却是以前的数倍。
“限价令”“、降价令”这样的行政命令为什么在药品领域失灵？这是因为药品领域不是自由市场化的市场。
既然如此，试图用“限价令”“、降价令”来矫正其市场失灵，当然不可能取得成效。
药企不是慈善机构，逐利是其本能和权利。
既然药企生产低价基本药物确实是亏本的，那么国家相关部门就应该考虑建立补偿机制，通过减免税费等为药企损失兜底。
同时，严格审批“新药品”，完善国家药品注册制度，不给药品改头换面的机会。
当然，要真正缓解群众“看病贵”的压力，留住低价药，从根本上讲，还要从体制上下工夫。
■世事杂谈 给“老赖”上 电子显示屏一些掌声 筵石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等法律规定，自3月23日起，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对6名失信被执行人和单位法定代表人的照片、身份信息、单位名称和欠款金额等信息在市区电子显示屏上公开曝光。
此举在山西省尚属首次。
古语说“，人无信不立”“，人活一张脸”。
一个人一旦诚信丧失，堕落为“老赖”，可就枉为人焉！市场经济里、人际交往中，少一些这种人坑蒙拐骗，社会肯定就会安生和谐得多。
当今社会，诚信之所以被严重败坏，个人与个人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甚至民众与公权之间，为什么会丧失起码的信任，以至于施善心、做好事也被无端地遭到恶意的怀疑揣测或冷漠的呵拒，从某种角度探究，就是因为一些“老赖”散播负能量，败坏社会风气的结果。
为了打击“老赖”行为，最高院实施了对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将“老赖”们在最高法的官网上曝光，以达到让“老赖”们在一些领域通行受阻、行为受限的目的。
但是，最高法网页的警示范围还是 相当有限的，许多民众无暇上网或没有上网条件，那么，这些“老赖”们就有了继续行骗作祟的空间。
将“老赖”的照片、身份信息、单位名称和欠款金额等信息在广场、街面的电子显示屏上曝光，比在报纸乃至电视上曝光的效果更好。
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一传十传百，效应轰动，顷刻就会家喻户晓。
“老赖”臭名昭著的结果是寸步难行，民众和相关单位对号识“赖”，就会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老赖”上电子显示屏，对于各种“赖行”是有力有效的警戒，利于营造 社会诚信氛围。
一旦成了“老赖”就要在滚动的电子显示屏上丢人现眼？如果是因为拖欠劳动者薪酬职工的，今后谁还会到他那里？如果是因为贷款不还的，今后哪家银行还会给其贷款？ 总之，让“老赖”上广场街面电子显示屏的做法，其所发挥的是一种正能量效果。
对此，我们不妨多给一些掌声。
同时建议，各地法院都来学学太原的做法，让你们那里的“老赖”也都能在电子显示屏上亮亮相、露露脸，让公众认识认识，免得其再四处招摇撞骗。
莫言的坦诚与人性 筵杨涛 日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莫言做客某活动进行演讲。
莫言不讳言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现象，“现代人批评别人多，批评自己少。
”他笑言，有次与太太散步，遇见一位受伤的老人，太太主动前去救治，自己当时还劝阻太太不要惹事。
事后那位老人的家人上门感谢，自己觉得十分惭愧。
现在遇到受伤的老人救不救助？莫言认为，应该大胆地上前帮忙、救治。
（3月24日《成都商报》） 也许许多人要批评莫言，作为著名作家，居然和普通人有一样的思维，也害怕倒地老人讹人而不敢上前救助。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莫言坦诚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进行了自我批评。
有关人性善恶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几乎没人说得清楚。
但毫无疑问，伴随着争夺资源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人天性是有恶和懦弱的一面。
莫言害怕倒地老人讹诈而不敢上前相助，这谈不上人性恶。
但是，这是人性懦弱的一面却是无疑的。
这种人性的懦弱源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做一件好事，有时不仅不能得到好处，反而会惹上麻烦，谁不会望而却步呢？ 而恰恰在扶助摔倒老人的问题，能最集中地曝露人性懦弱的一面。
近些年，媒体曝光了太多的 做好事却被讹诈的事件，而且许多人蒙受冤枉却无从说理。
如果一个人耳闻如此之多类似事件，面对一个倒地老人不敢上前相助，这也是无奈之举，也许这就是人性懦弱的体现，但似乎又无可厚非，做好事毕竟要以能保护自身为前提。
因此，在这一点上，莫言与普通人无异，他同样怕被讹诈，害怕陷入麻烦之中。
但是，在另一方面，莫言又体现出人性光辉的一面。
他虽然劝过自己太太不要扶摔倒的老人，但毕竟没有阻止她这样做，而且太太还是将摔倒的老人扶起来了。
更重要的是，他进行了反省，在公众场合对自己进行了批评，难能可贵。
然而，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莫言的举动能影响到一大批人。
毕竟，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趋利避害仍然是选择做事的第一反应，懦弱是人的本能。
我们不能要求他们有莫言的反省能力和觉悟。
很多欧美国家在设计法治制度的理念之
一，是用法律和制度来抑制人性恶的一面，弘扬人性善的一面。
对于人性恶体现的行为，法律和制度就给予惩戒，令其向善；对于人性善体现的行为，法律和制度就给予奖励，令其更加从善。
所以，对于莫言所说到问题，我们要从道德上弘扬助人为乐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要从法律和制度上进行完善，让任何人都敢于上前救助摔倒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