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CIENCEDAILY 2013年2月26日总第5747期 主办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星期二癸巳年一月十
七 今日8版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4邮发代号：1－82 科学家“揪出”我国30年来氮沉降“元凶” 本报讯（记者钟华）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刘学军、张福锁等通过研究，系统揭示了过去30年（1980～2010）来我国氮沉降动态及其与人为活性氮排放的关系。
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
氮素沉降是指大气中活性氮化合物通过降雨、降尘等途径降落到地表的过程。
农田施肥不合理、养殖场畜禽粪便管理不佳、燃煤、汽车尾气排放等，都会增加人为活性氮向大气的排放。
这些气体及通过次生反应形成的气溶胶/细颗粒物（如PM2.5），会导致空气质量下降或大气污染。
同时，从大气沉降到陆地和水生态系统的活性氮数量和形态，也影响着生态系统的功能及稳定性。
目前，我国在区域大尺度上开展人为活性氮排放与沉降的长期系统研究还非常有限，缺乏氮素沉降动态、效应及其与人为活性氮排放关系的直接证据。
该研究小组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启动大气氮素沉降研究，构建了中国氮素沉降通量及相关参数的大样本数据库。
研究发现，目前我国人口相对密集和农业集约化程度更高的中东部地区（尤其是华北平原），其氮素沉降量已高于北美任何地区，与西欧上世纪80年代氮沉降高峰时的数量相当。
研究还表明，中国氮素沉降的增加，主要受氮肥、畜牧业等农业源和工业、交通源等非农业源活性氮排放的影响。
主要来自农业源氨排放的铵态氮沉降是氮素沉降的主体，占总沉降量的2/3左右。
以来自非农业源（燃煤和汽车尾气等化石能源燃烧）氮氧化物排放为主的硝态氮沉降，约占总沉降量的1/3，而该占比在上世纪80年代为1/6，说明来自非农业源的排放增速更快。
该研究提示，实现氮肥和畜牧业等农业源氨的减排，是当前中国控制氮素沉降的主要立足点。
同时，大幅减少各种化石能源等非农业源活性氮的排放，已越来越迫切。
“四化”同步发展路径在哪———代表委员畅谈贯彻十八大精神系列报道之
二 姻本报记者甘晓陆琦 关注两会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四化”目标，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同时，报告进一步指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的意义何在？路径在哪？两会前夕，《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
在他们看来，“四化”同步协调发展，将强力助推我国又好又快地实现科学发展。
工业化：不走发达国家老路 有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我国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正是工业化带来了高质量的现代生活，工业化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最为核心的动力。
最近一百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通过发展工业化带动了经济发展。
无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工业化也应占据主导地位。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小济认为，诸多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工业化前无古人，我国不能再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应增加 工业化的内涵和效率，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进步趋势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但是，目前我国工业化尚未完全摆脱传统工业化的特点。
“例如，在钢铁、化工等基础工业中，仍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如何改变工业结构、发挥技术引领作用，成为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键。
”张小济表示。
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曾指出，综合判断我国工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
他认为，当前，自主创新、技术升级、赶超一流，应该成为企业发展追求的目标；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应该是企业所追求的中心任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走绿色发展之路，是企业的一种社会责任。
张小济还指出，我国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也是不同于发达国家之处。
他建议，应当着重在内陆、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创造更多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机会，城镇化才能得到强有力的推动。
信息化：当前形势下的“四化”基础 自1997年我国召开首届信息化工作会议以来，信息化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之
一。
如今，在许多行业，信息化被认为是一种“基础性”和“战略性”工程。
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两化融合”概念，要求将电子信息技术广 泛应用到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信息化成为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常规手段。
自此，信息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不再相互独立进行，不再是单方的带动和促进关系，而是两者在技术、产品、管理等各个层面相互交融，彼此不可分割，并催生了工业电子、工业软件、工业信息服务业等新产业。
张小济认为，信息化赋予了工业化新的内涵，提高了工业化的效率和覆盖范围，尤其是改变了制造业的生产方式。
“在工业制造领域，信息化手段的确提高了企业的研发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胡树华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以前设计图用手工绘制，后来慢慢发展到利用计算机软件制图，当下在更为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条件下，产业周期被进一步缩短。
除了制造工艺外，信息化也在企业管理、电子商务、用户信息等方面，为缩短产品周期、高水平地开展营销及形成产业链提供了便利。
“从产品到企业，再到产业链、整个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离不开信息化。
”胡树华说，因此，当前形势下，在实现新“四化”的过程中，信息化无疑是一个手段，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中都有渗透。
目前“，两化融合”工作已经卓有成效。
主要行业的大中型企业里，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率已经超过六成，关键工序的数控化率已经超过50%。
同时，在信息化的带动下，智慧城市建设稳步推进，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在城市建设管理中推广应用，为引导 城镇产业集聚发展、促进城镇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胡树华认为，在信息化浪潮下，城镇化格局即将发生变化。
“未来三到五年，电子商务将颠覆商品的零售模式。
网络购物、物流配送的发展，有可能让商场消失。
” 2010年起，我国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武汉是试点城市之
一。
据胡树华介绍，武汉将利用其城市传统规模、区位优势和辐射力，全面推进三网融合，并打造电子商务中心、配送物流中心。
“以武汉市为例，从传统城市格局到智慧城市、从信息孤岛到三网融合、从传统商业模式到现代电子商务、从低速信息化处理到光纤到户等四个转变，是信息化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典型路径。
”胡树华表示。
城镇化：重在提高质量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未来的新型城镇化之‘新’，首先便是区别于过去3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模式。
在之前的那种模式下，大型城市人口过度集聚，带来了交通与居住拥 挤、环境与生态恶化等各种‘大城市病’。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相对于人口向沿海地区、发达地区、中心大城市集中的原有城市化进程，新城镇化是兼顾广大内陆地区、中小城市、新农村建设的全方位城乡和谐发展、集约发展、均衡发展之路。
辜胜阻表示，如何推进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非常关键。
他认为，应通过发展“智慧城市”推动内涵型城市化发展；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市发展的全过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指明了未来城镇化的方向，即重质量，要让进城的人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对此，辜胜阻认为“：我们要通过农民市民化，实现农民的市民梦、创业梦、住房梦，让农村转移人口进得来、住得下、留得住、融得进、可创业、能就业，成为城镇建设者和发展成果分享者，成为城镇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则指出，实现这一重大转变的意义在于，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后，他们可以放心地把在家乡的承包地流转给别的农民或者其他经营主体，实现农业生产在一定规模化基础上的专业化和市场化。
农业现代化：吸引优质资源和要素 近年来，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谁来种地”“、如何种地”问题迅速凸显，许多地方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 化，都与此有很大关系。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姜长云指出，推进“四化”同步发展，首先要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过快流失的问题，增强农业对优质资源、优质要素的吸引力。
“‘四化同步’的思想，是党在新时期着力构建新的城乡、工农关系的大背景下对农业现代化的最新理解。
”在孔祥智看来，新时期的农业现代化，除了农业自身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外，更加注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拉动和影响。
孔祥智认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已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还将继续推进。
这将进一步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为高效、集约的现代农业发展创造客观条件。
”孔祥智说。
姜长云也表示，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不仅有竞争关系，还有互惠关系。
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惠发展的过程。
“‘四化同步’的本质是‘四化互动’，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和装备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支撑和保障，而信息化推进其他‘三化’。
”姜长云认为，促进“四化”在互动中实现同步，在互动中实现协调，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主持：张明伟邱锐○邮箱：rqiu@ 高校去行政化一直是两会代表、 委员关注的热点之
一。
过去的一年， 院更是发生了若干可能在高校去行政 化道路上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事件。
南 系方科技大学正式成立，尝试在我国建 立一所没有行政级别的大学；山东临 沂大学八位处长辞职当教授，回归自 合己的本职工作；山东大学实行大部制 改革，正副处长减少20%…… 我国大学的行政级别之多令人 并咂舌。
在国外高校一人能负责的岗 位，在国内通常分由处长、副处长、科 长、副科长等担任。
这直接导致高校 或行政办事效率低下。
此外，当下我国 高校还存在一个怪象：不断成立与 有“筹建”新学院，尤其是那些原本学院 姻比较少的大学，往往热衷于将一个学 喻 助海 院独立成多个学院。
成立新学院后， 良学校行政人员将增加很多，要设立新 院长、副院长、科长、科员。
本来一帮 人马能解决的问题，变成多帮人马去 高解决，人为地造成人力资本增加。
针对该问题，笔者统计了我国 校C9大学联盟（首批“985工程”的9所 大学）的直属院系。
其中，直属院系最 多的是北京大学，达65个。
除中国科 去学技术大学外，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直 行属院系数量在27～36个之间。
同时，笔者也对澳大利亚G8大 政学（八大名校集团）的直属院系数量 进行了统计。
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 的直属院系最多，分别为16个和11 化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莫纳什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昆士兰大学、西澳 大学、阿德莱德大学的直属院系数量 均在10个以内，其中昆士兰大学和阿德莱德大学 分别只有6个和5个。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C9大学的院系数量 大部分在30个左右，而澳大利亚G8大学的学院数 量大部分在10个以内。
与此相对比，目前我国大学 排在世界前200名以内的只有清华、北大，而澳大 利亚G8大学全部在世界前200名之列。
虽然不敢肯定院系数量的多寡和大学实力的 强弱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不容否认，减少大学里的 学院数量将带来很多好处。
首先，院系数量减少后， 学校内行政人员的数量也会随之减少。
这在一定程 度上节约了大学非科研、教学人员的开支，减少了 行政干预。
更重要的是，学校实力之强不在院系之 多，而在于院系之强。
将相关专业的院系合并，有利 于增强学院的实力，直接提高其在国内甚至是国际 上的竞争力。
因此，在探讨我国大学去行政化的种种路径 时，院系合并或许也是突破口之
一。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下月实施 本报北京
2月25日讯（记者李晨）记者今天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由该局起草制定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已于近日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颁布，并将于3月1日起实施。
这是我国首部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国家标准。
《规范》共9个章节，主要包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管理职责、资源管理等内容。
《规范》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为标准化对象，旨在指导企业建立科学、系统、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帮助企业全面落实知识产权战略精神，积极应对知识产权竞争态势，有效提高知识产权对企业经营发展的贡献水平。
据了解，《规范》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1年提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中国国家标准化研究院共同起草编制完成。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 2月24日，3D光影投射在武汉百年建筑海关大楼上。
当天是元宵节，“2013年武汉元宵光影秀”晚会在当地举行。
晚会通过高科技投影技术，将武汉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美景幻化成3D虚拟影像，投射到武汉外滩的4栋建筑墙面上，吸引了不少市民观看。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本报讯（记者甘晓）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
《公报》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
据统计，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69.2%，较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表示，这是该指标在多年增长后的首次下降。
《公报》同时显示，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增加891万人，提高0.59个百分点。
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比上年末增加427万人，提高0.27个百分点。
而0～14岁人口为2228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3万人，占总人口的16.5%，比重与上年末基本持平。
从抚养比（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的角度看，2012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34.9%，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其中，老年抚养比为12.7%，提高0.4个百分点，增幅与上年持平；少儿抚养比为22.2%，提高0.1个百分点，自1982年以来首次上升。
院士之声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向发达国家学习信息安全保护 倪光南 姻本报记者闫洁 为掌握应用主机的“紧耦合芯片”核心技术，华为曾一度试图收购美国濒临倒闭的3leaf公司。
然而，这宗仅为200万美元的中国收购案竟然惊动了奥巴马政府。
最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终止了这桩收购交易。
在近期于京举行的“首台国产关键应用主机正式上市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近年来，华为、中兴进军美国市场遭遇封杀的教训启示我们，在保护信息安全方面应向发达国家学习，尽早建立和实施对重要信息系统产品和服务的安全审查机制。
关键应用主机是一类高性能、高可靠的高端服务器，在金融、电信、政府、能源等事关国家命脉的关键行业信息化建设中是不可替代的核心重大装备。
以银行业为例，政务处理、会计核算、信用卡交易和电子银行等关键业务都是由 大型主机来承担的。
倪光南说，从应用领域来看，关键应用主机 与高性能计算机有所不同。
高性能计算机主要面向天气预报、核试验模拟、油田设计等领域的科学计算，考验的是平台单位时间内的运算能力。
与高性能计算机不同，应用主机则是承载国家命脉性产业核心应用的支撑性装备，更加强调其联机事务处理能力，强调主机单位时间内处理交易的次数，考验的是平台的实时性和高可用性。
“关键应用主机的性能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具有更加现实的经济、社会和战略意义。
” 不过，一直以来，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承担重要角色的应用主机，只能通过海外采购获得，高端服务器市场中基本都是清一色的外国公司。
用户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本。
调查显示，中国大型主机系统的平均售价已达到美国的2.4倍。
与此同时，应用主机依赖进口，还容易造成信息泄漏等风险，严重威胁着我国信息系统的安 全性。
据介绍，这些威胁主要来自于应用主机的硬件和软件中非法预设的“逻辑炸弹”或者“后门”，即使是通过合法的远程维护，也能借助于端口拿到金融、通信、能源等领域的核心数据。
正是因为应用主机关系到一个国家命脉行业的信息安全，发达国家对于关键应用主机技术的在华输出实行了严密的技术封锁。
倪光南举例说，当初IBM把PC业务卖给了联想，但是主机业务不但不卖，反而加强了发展，成为IBM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由此凸显出大型主机业务的重要性。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坚信核心技术是用钱换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才能有所作为。
”倪光南呼吁，应尽早建立和实施对重要信息系统产品和服务的安全审查机制，尽可能地加速我国相关国产装备的应用进程，真正落实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重视我国网络空间安全”的号召，以保障我国重要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