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卷第4期（2009）：读书评论
关于传统、科学与文明未来
对范岱年先生的几点回应
田松
感谢范岱年先生对拙著《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的长篇评论。
我与范岱年先生自2003年与武夷山科学哲学年会上相识，一直保持着相对密切的交往。
这段时间，我的学术工作逐渐从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扩展开来，开始反思文明本身，最终走向对工业文明的批判。
我的学术工作常常不是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问题出发。
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之后，调动我自己的有限资源去解释它，解决它。
比如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了诸如“为什么我们可以在都市的街头喝一瓶矿泉水”、“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之类的问题，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解答。
而最大的问题，则是对工业文明本身的整体否定。
每一个人的所见所识都是有限的，我一直有能够真正交流的师友和同道，这让我深感幸运。
能够与老先生讨论问题，便如与高手过招，更让我受益匪浅。
本书的很多想法都与范岱年先生有私下的交流。
比如关于传统问题，《传统的价值》一文2003年便已完成，武夷山会议回京之后，就曾将打印稿送给范先生。
范先生是谦谦君子，乐于倾听，我则不免夸夸其谈。
记得当时范先生就强调学衡派的价值，建议我多加关注。
虽然我至今尚未系统阅读学衡派的思想，但是与范先生的思想博弈的结果，必然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我的学术工作和范先生所批评的这本书中。
下面我对范先生的批评做个简短的回应。
1.关于传统问题“传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
正是由于现代的扩张，传统才成为传统。
传统和现 代，这是两个大的概念，要给出精准的定义是不可能的。
而实际上，概念和理论也是不可分的。
每个学者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思考，从自己的角度对两个概念进行界定。
我在书中没有给出定义，只有一个大致的说明。
粗略地说，现代是个单数（虽然有五花八门的表现形态），而传统是个复数。
不过，这个复数的传统，相对于现代来说，仍然存在着共性，所以在讨论传统与现代问题的关系问题时，可以对复数的传统不做区分，统称之传统。
范先生在评论中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传统是否可变；一个是传统是否可以融合现代？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当然承认：传统是可变的。
而且，传统是一直在变化。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变，由谁来把握变的尺度和方向。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个口号看似中正，其实隐含着现代人面对传统时居高临下的心态——于是，传统成了我们评估、切割、取舍的对象。
如果我们基于现代标准来衡量和鉴别传统之中的精华与糟粕，则我们已经在根本上否定了传统。
如果说，没有人能够掌握超验的冥冥中的尺度，敢于最终断定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则这个口号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强调：传统本身就是价值，传统的价值不是被现代赋予的。
进而我认为：基于现代的标准对传统进行拆分，也是有问题的——这样的案例人类学给出很多。
比如严火其教授对哈尼族稻作农业的考察指出，很多哈尼人的传统 稻作方法与现代农业科学是相违背的，但是一用现代标准进行改造，稻田就出问题。
第二个问题，即传统是否可以融合现代，也与此类似，关键在于标准掌握在谁的手里。
这方面，我推崇阿米什人。
现在阿米什人的生活也融合了一些现代的成分，比如使用了冰箱，但是他们仍然拒绝交流电，冰箱是通用公司为他们特制的，用沼气驱动。
然而，在大多数地区，大多数情况下，情况则完全不同。
在遭遇现代之后，传统的变化不再是基于自身的变化，而是被现代化从根本上摧毁——被格式化。
对于传统自身而言，这不是变化，而是消亡。
正如在北京胡同、南京老城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高楼大厦一样，与这块土地上本来的建筑不再有血与肉的关联，顶多遗留一些符号作为点缀。
在这个背景下，第二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被消解了。
因为我们面临的不是传统能否融合现代的问题，而是传统能否留存、能否延续的问题。
范先生问：“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中国的今天，这些民族为什么不能吸收一点现代文化呢？”实际上，这些民族正在被现代所格式化，他们的传统已经岌岌可危了。
所以我才会站在一个激进、激烈的立场。
范先生说：“田松这样地一味固守传统，完全拒斥现代化教育，是否有点过分偏激呢？”我承认“偏激”，但不承认“过分”。
在现代大潮“席卷”的今天，我需要强调另外的可能性：“没有科学也是可以的”。
对于那些民族来说：“科学不是必要的”。
范先生指出，我没有对中华文明主流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进行考虑，是一大欠缺。
这个批评一针见血，击中我的软肋。
对此，我有两点解释： 其
一，这是我的学术能力所做不到的。
由于当下中国的教育体制，我们并不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能自动了解自己的传统。
范先生本人也在不同的场合说过，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不是来自学校教育，而是来自自学。
这恰恰论证了我的观点，我们的大脑，已经被制度性地格式化为现代文明了。
其
二，这也是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回避的。
为了使问题突显出来，我尽可能地采用一些简单的趋向于理想化的模型。
相对而言，阿米什人、纳西族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更容易厘清。
而用中国的主流文化来考虑，则因其过于庞大、混杂，已经超出了我的把握能力。
范先生在文章中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做了很好的回顾，但是对于他的结论：“现代中国的文化是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融合。
这种文化并不是西方空投下来的文化，也不是被欧美或苏联的文化‘格式化’的文化，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
”我只能局部接受。
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传统尚存，那是因为中国地域庞大，传统文化具有惯性，所以格式化的过程比较长而已。
正如长江大坝已经截流，虽然短期内还会有白暨豚生存，却逃不了灭绝的命运。
当然，我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
就是我们在制度层面上及时转向，停止自我格式化的过程，那么，范先生所界定的当下中国文化，或许有可能在未来实现。
2.关于现代科学-工业文明问题如范先生所说，在批判科学主义方面，我们有相当多的共性。
但是在细节上也有分歧。
范先生批评我说：“田松把科学看成是与神话、巫术、宗教相对立的另一种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这就混淆了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科学与唯科学主义的界线。
” 我觉得，这里是不同学术进路造成的误解。
基于科学哲学的立场，或者基于本质主义的立场，我们总是相信，在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着一个界限。
不过，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立场，我不大讨论“理想的”（或者真正的）科学是怎样的；而是更多地关注，在社会生活中，在主流意识和大众话语中，“现实的”科学是什么样的。
当然，即使是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我的观点可能也是相对激进的。
事实上，我不是把科学看作是与神话、巫术、宗教“相对立的”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而是“相平行的”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
范先生关于科学依据的批评也是我经常遇到的。
我提出：“除了科学依据，是否还有其 他的依据，可以供我们判断事物的合理性，赋予价值？”然后，我给出了另外两个依据：经验依据、历史依据，并把它们置于科学依据之上。
但是我在论证工业文明之不可持续，论证垃圾问题之不可解决时，却基于热力学定律——能量守恒定律和熵增加原理，这被很多朋友认为是自相矛盾。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虽然在我的三个依据（历史依据、经验依据、科学依据）的排序中，科学依据置于最后，但是，科学依据仍然是一个依据，并没有被我抛弃掉。
我仍然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只不过我强调，当科学依据与经验依据，尤其是与历史依据发生冲突时，不能以科学依据为最大。
然而，迄今为止，热力学定律一直没有遇到反例。
也就是说，它与经验依据、历史依据都不冲突。
实际上，我也可以把热力学定律转化为我们的一些古老格言：比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一利必有一弊”……同样可以论证出垃圾问题之不可解决。
只不过，根据热力学定律论证垃圾问题的不可解决，是最简洁的方式。
范先生指出：“田松对现代文明、现代化的批判集中于对科学-工业文明的批判。
但现代化、现代文明的内涵不仅仅是这些。
……现代化包括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工业化、都市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等等……”正如前面所说，每个学者都是基于自己的理论，对现代化进行界定的。
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所有这些，当然是现代化的一部分。
不过，无论这些“化”有什么样的表现形态，从物质和能量转化的角度，所导致的结果是一致的。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没有深入到现代化内部去讨论内部运作的问题，而是从整体上予以否定。
范先生强调，现代文明导致的不仅仅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垃圾充斥等问题，还包括战争、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全球贫富差距拉大、粮食和饥饿，以及人口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无疑都是存在的，但这些问题并不是等价的。
当下人类面临着两重问题，一个是生存问题，一个生态问题。
前者是人类社会内部的问题，关于民主、民生，社会正义、平等，权利和义务等；后者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
这两个问题当然有密切的关联，但在我看来，对于人类文明的持续而言，后者更加严重和紧迫。
我在书中没有深入讨论生存问题，而是直接从热力学原理，对工业文明的整体框架进行了否定。
我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即使不存在战争问题、饥饿问题等生存问题，即使工业文明运行得极其完美，依靠科学技术让人类获得了更便利的生活，享受了更多的物质，有了更长的寿命，由于垃圾问题的存在，这个文明也是不可延续的。
相反，由于生态问题是工业文明的内在问题，生存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激烈，工业文明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3.关于未来由于上述原因，我对工业文明的模式整体上持否定态度。
在形而上的层面，工业文明改 变了理想社会的方向，从精神的提升转向为物质的追求；在形而下的层面，工业文明改变了物质和能量转化的方式，由准闭环转化为开放的链条。
这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加强。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怎么样发展，而是怎么样停下来。
在我看来，工业文明的模式从根本上出了问题。
指望对工业文明进行局部的修补和调整，是无济于事的。
人类必须摸索一种新的文明模式——生态文明。
对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我提出两点原则性的意见：一是要对工业文明进行彻底的批判，二是从传统中汲取滋养。
范先生批评说，我没有深入到工业文明的内部，对不同现代化道路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比较，而只是提出一些相对空洞的口号。
这个批评我完全接受。
在未来生态文明的建设中，不深入到工业文明的内部讨论问题是不可能的。
范先生说：“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种种弊病，其原因也不全在于科学技术本身，科学家、工程师也不能决定科学技术的目的与方向，这往往更主要地决定于追求利润、刺激消费、争夺资源和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特别是贫富差距的拉大、战争的此起彼伏、资源枯竭、 生态环境的破坏都与资本主义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又一次表明资本主义的痼疾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要建设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就需要考虑改变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探索全球化、现代化的另类道路。
”对于这个表述，我完全同意。
实际上，我现在批评的对象和主体，也已经从科学主义转向了工业文明。
在《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出版之后，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制度化的科学与技术。
这三者相互加强，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
于是科学从以往神学的婢女，变成了今天资本的帮凶。
科学在今天的这个角色，是工业文明在制度上所设定的，是具体的单个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无法左右的。
不过，对于范先生关于未来的解决方案：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现代化道路，我是颇感怀疑的。
因为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整体构架和基本理想，也是属于工业文明的。
我最近常常引用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是非常犀利的，但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一方面生态问题还没有激烈地表现出来，一方面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以“无限地球”为思想背景。
所以马克思开出的药方，仍然是基于生存问题的解决，而且，这个解决方案也是基于“无限地球”的假设。
除非，范先生所说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
在文中最后，范先生说：“你既然尊重传统，就致力于把世界上各民族的优秀传统继承下来吧，能够和世界上的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信仰的人们和谐相处、求同存异，反对反人类的战争贩子、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反对贪婪和浪费，为人类的美好未来、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努力奋斗吧。
”我想，这不仅仅是给予我的深厚希望，而是老一辈学人对所有青年学者的希望。
谢谢范先生。
2009年7月28日北京叶落时节
我与范岱年先生自2003年与武夷山科学哲学年会上相识，一直保持着相对密切的交往。
这段时间，我的学术工作逐渐从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扩展开来，开始反思文明本身，最终走向对工业文明的批判。
我的学术工作常常不是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问题出发。
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之后，调动我自己的有限资源去解释它，解决它。
比如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了诸如“为什么我们可以在都市的街头喝一瓶矿泉水”、“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之类的问题，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解答。
而最大的问题，则是对工业文明本身的整体否定。
每一个人的所见所识都是有限的，我一直有能够真正交流的师友和同道，这让我深感幸运。
能够与老先生讨论问题，便如与高手过招，更让我受益匪浅。
本书的很多想法都与范岱年先生有私下的交流。
比如关于传统问题，《传统的价值》一文2003年便已完成，武夷山会议回京之后，就曾将打印稿送给范先生。
范先生是谦谦君子，乐于倾听，我则不免夸夸其谈。
记得当时范先生就强调学衡派的价值，建议我多加关注。
虽然我至今尚未系统阅读学衡派的思想，但是与范先生的思想博弈的结果，必然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我的学术工作和范先生所批评的这本书中。
下面我对范先生的批评做个简短的回应。
1.关于传统问题“传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
正是由于现代的扩张，传统才成为传统。
传统和现 代，这是两个大的概念，要给出精准的定义是不可能的。
而实际上，概念和理论也是不可分的。
每个学者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思考，从自己的角度对两个概念进行界定。
我在书中没有给出定义，只有一个大致的说明。
粗略地说，现代是个单数（虽然有五花八门的表现形态），而传统是个复数。
不过，这个复数的传统，相对于现代来说，仍然存在着共性，所以在讨论传统与现代问题的关系问题时，可以对复数的传统不做区分，统称之传统。
范先生在评论中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传统是否可变；一个是传统是否可以融合现代？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当然承认：传统是可变的。
而且，传统是一直在变化。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变，由谁来把握变的尺度和方向。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个口号看似中正，其实隐含着现代人面对传统时居高临下的心态——于是，传统成了我们评估、切割、取舍的对象。
如果我们基于现代标准来衡量和鉴别传统之中的精华与糟粕，则我们已经在根本上否定了传统。
如果说，没有人能够掌握超验的冥冥中的尺度，敢于最终断定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则这个口号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强调：传统本身就是价值，传统的价值不是被现代赋予的。
进而我认为：基于现代的标准对传统进行拆分，也是有问题的——这样的案例人类学给出很多。
比如严火其教授对哈尼族稻作农业的考察指出，很多哈尼人的传统 稻作方法与现代农业科学是相违背的，但是一用现代标准进行改造，稻田就出问题。
第二个问题，即传统是否可以融合现代，也与此类似，关键在于标准掌握在谁的手里。
这方面，我推崇阿米什人。
现在阿米什人的生活也融合了一些现代的成分，比如使用了冰箱，但是他们仍然拒绝交流电，冰箱是通用公司为他们特制的，用沼气驱动。
然而，在大多数地区，大多数情况下，情况则完全不同。
在遭遇现代之后，传统的变化不再是基于自身的变化，而是被现代化从根本上摧毁——被格式化。
对于传统自身而言，这不是变化，而是消亡。
正如在北京胡同、南京老城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高楼大厦一样，与这块土地上本来的建筑不再有血与肉的关联，顶多遗留一些符号作为点缀。
在这个背景下，第二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被消解了。
因为我们面临的不是传统能否融合现代的问题，而是传统能否留存、能否延续的问题。
范先生问：“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中国的今天，这些民族为什么不能吸收一点现代文化呢？”实际上，这些民族正在被现代所格式化，他们的传统已经岌岌可危了。
所以我才会站在一个激进、激烈的立场。
范先生说：“田松这样地一味固守传统，完全拒斥现代化教育，是否有点过分偏激呢？”我承认“偏激”，但不承认“过分”。
在现代大潮“席卷”的今天，我需要强调另外的可能性：“没有科学也是可以的”。
对于那些民族来说：“科学不是必要的”。
范先生指出，我没有对中华文明主流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进行考虑，是一大欠缺。
这个批评一针见血，击中我的软肋。
对此，我有两点解释： 其
一，这是我的学术能力所做不到的。
由于当下中国的教育体制，我们并不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能自动了解自己的传统。
范先生本人也在不同的场合说过，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不是来自学校教育，而是来自自学。
这恰恰论证了我的观点，我们的大脑，已经被制度性地格式化为现代文明了。
其
二，这也是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回避的。
为了使问题突显出来，我尽可能地采用一些简单的趋向于理想化的模型。
相对而言，阿米什人、纳西族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更容易厘清。
而用中国的主流文化来考虑，则因其过于庞大、混杂，已经超出了我的把握能力。
范先生在文章中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做了很好的回顾，但是对于他的结论：“现代中国的文化是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融合。
这种文化并不是西方空投下来的文化，也不是被欧美或苏联的文化‘格式化’的文化，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
”我只能局部接受。
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传统尚存，那是因为中国地域庞大，传统文化具有惯性，所以格式化的过程比较长而已。
正如长江大坝已经截流，虽然短期内还会有白暨豚生存，却逃不了灭绝的命运。
当然，我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
就是我们在制度层面上及时转向，停止自我格式化的过程，那么，范先生所界定的当下中国文化，或许有可能在未来实现。
2.关于现代科学-工业文明问题如范先生所说，在批判科学主义方面，我们有相当多的共性。
但是在细节上也有分歧。
范先生批评我说：“田松把科学看成是与神话、巫术、宗教相对立的另一种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这就混淆了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科学与唯科学主义的界线。
” 我觉得，这里是不同学术进路造成的误解。
基于科学哲学的立场，或者基于本质主义的立场，我们总是相信，在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着一个界限。
不过，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立场，我不大讨论“理想的”（或者真正的）科学是怎样的；而是更多地关注，在社会生活中，在主流意识和大众话语中，“现实的”科学是什么样的。
当然，即使是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我的观点可能也是相对激进的。
事实上，我不是把科学看作是与神话、巫术、宗教“相对立的”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而是“相平行的”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
范先生关于科学依据的批评也是我经常遇到的。
我提出：“除了科学依据，是否还有其 他的依据，可以供我们判断事物的合理性，赋予价值？”然后，我给出了另外两个依据：经验依据、历史依据，并把它们置于科学依据之上。
但是我在论证工业文明之不可持续，论证垃圾问题之不可解决时，却基于热力学定律——能量守恒定律和熵增加原理，这被很多朋友认为是自相矛盾。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虽然在我的三个依据（历史依据、经验依据、科学依据）的排序中，科学依据置于最后，但是，科学依据仍然是一个依据，并没有被我抛弃掉。
我仍然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只不过我强调，当科学依据与经验依据，尤其是与历史依据发生冲突时，不能以科学依据为最大。
然而，迄今为止，热力学定律一直没有遇到反例。
也就是说，它与经验依据、历史依据都不冲突。
实际上，我也可以把热力学定律转化为我们的一些古老格言：比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一利必有一弊”……同样可以论证出垃圾问题之不可解决。
只不过，根据热力学定律论证垃圾问题的不可解决，是最简洁的方式。
范先生指出：“田松对现代文明、现代化的批判集中于对科学-工业文明的批判。
但现代化、现代文明的内涵不仅仅是这些。
……现代化包括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工业化、都市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等等……”正如前面所说，每个学者都是基于自己的理论，对现代化进行界定的。
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所有这些，当然是现代化的一部分。
不过，无论这些“化”有什么样的表现形态，从物质和能量转化的角度，所导致的结果是一致的。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没有深入到现代化内部去讨论内部运作的问题，而是从整体上予以否定。
范先生强调，现代文明导致的不仅仅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垃圾充斥等问题，还包括战争、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全球贫富差距拉大、粮食和饥饿，以及人口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无疑都是存在的，但这些问题并不是等价的。
当下人类面临着两重问题，一个是生存问题，一个生态问题。
前者是人类社会内部的问题，关于民主、民生，社会正义、平等，权利和义务等；后者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
这两个问题当然有密切的关联，但在我看来，对于人类文明的持续而言，后者更加严重和紧迫。
我在书中没有深入讨论生存问题，而是直接从热力学原理，对工业文明的整体框架进行了否定。
我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即使不存在战争问题、饥饿问题等生存问题，即使工业文明运行得极其完美，依靠科学技术让人类获得了更便利的生活，享受了更多的物质，有了更长的寿命，由于垃圾问题的存在，这个文明也是不可延续的。
相反，由于生态问题是工业文明的内在问题，生存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激烈，工业文明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3.关于未来由于上述原因，我对工业文明的模式整体上持否定态度。
在形而上的层面，工业文明改 变了理想社会的方向，从精神的提升转向为物质的追求；在形而下的层面，工业文明改变了物质和能量转化的方式，由准闭环转化为开放的链条。
这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加强。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怎么样发展，而是怎么样停下来。
在我看来，工业文明的模式从根本上出了问题。
指望对工业文明进行局部的修补和调整，是无济于事的。
人类必须摸索一种新的文明模式——生态文明。
对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我提出两点原则性的意见：一是要对工业文明进行彻底的批判，二是从传统中汲取滋养。
范先生批评说，我没有深入到工业文明的内部，对不同现代化道路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比较，而只是提出一些相对空洞的口号。
这个批评我完全接受。
在未来生态文明的建设中，不深入到工业文明的内部讨论问题是不可能的。
范先生说：“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种种弊病，其原因也不全在于科学技术本身，科学家、工程师也不能决定科学技术的目的与方向，这往往更主要地决定于追求利润、刺激消费、争夺资源和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特别是贫富差距的拉大、战争的此起彼伏、资源枯竭、 生态环境的破坏都与资本主义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又一次表明资本主义的痼疾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要建设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就需要考虑改变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探索全球化、现代化的另类道路。
”对于这个表述，我完全同意。
实际上，我现在批评的对象和主体，也已经从科学主义转向了工业文明。
在《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出版之后，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制度化的科学与技术。
这三者相互加强，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
于是科学从以往神学的婢女，变成了今天资本的帮凶。
科学在今天的这个角色，是工业文明在制度上所设定的，是具体的单个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无法左右的。
不过，对于范先生关于未来的解决方案：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现代化道路，我是颇感怀疑的。
因为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整体构架和基本理想，也是属于工业文明的。
我最近常常引用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是非常犀利的，但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一方面生态问题还没有激烈地表现出来，一方面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以“无限地球”为思想背景。
所以马克思开出的药方，仍然是基于生存问题的解决，而且，这个解决方案也是基于“无限地球”的假设。
除非，范先生所说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
在文中最后，范先生说：“你既然尊重传统，就致力于把世界上各民族的优秀传统继承下来吧，能够和世界上的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信仰的人们和谐相处、求同存异，反对反人类的战争贩子、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反对贪婪和浪费，为人类的美好未来、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努力奋斗吧。
”我想，这不仅仅是给予我的深厚希望，而是老一辈学人对所有青年学者的希望。
谢谢范先生。
2009年7月28日北京叶落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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